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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掩蓋身份，巴拉基昂身穿雙排扣長外套，頭戴一頂高頂黑色大禮帽，從伊斯坦堡的亞洲部分坐船前往歐洲部分。渡他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土耳其船伕，並沒有察覺到自己載的是一位亞美尼亞神父。&ldo;埃芬迪，&rdo;船伕懊惱地說，&ldo;我們可真是生不逢時啊！過去那可真是暗無天日啊！塔拉特和恩維爾已經把祖國給毀了，他們倒好，自己跑了，留我們在這受罪。誰能想到一支外國艦隊能這麼耀武揚威地進入君士坦丁堡，我們這些穆斯林還只能眼巴巴地看著。&rdo;巴拉基昂安慰船伕的話令他自己也吃了一驚：&ldo;這些黑暗的日子也都會過去的。&rdo;[1]

那天，德國將軍奧託&iddot;利曼&iddot;馮&iddot;桑德斯也在人群之中。他作為德國軍團長官來到奧斯曼帝國已有5年，最後還被任命為巴勒斯坦的伊爾德魯姆集團軍指揮官。9月，他從英軍手中僥倖逃脫，後撤出敘利亞。在阿達納他將剩餘的奧斯曼兵力交由加里波利英雄‐土耳其將軍穆斯塔法&iddot;凱末爾帕夏指揮。隨後，利曼返回伊斯坦堡，監督德國部隊按照停戰協定撤出奧斯曼帝國。

利曼和巴拉基昂二人雖然對當天發生的事件持截然不同的立場，但他們對協約國艦隊接管伊斯坦堡的描述卻驚人相似。城中建築掛滿了希臘、法國、英國及義大利的旗幟，人們把帽子拋向空中，相互擁抱，盡情歡慶。當天晚些時候，人們舉杯暢飲，當地群眾和佔領者彼此稱兄道弟。利曼和巴拉基昂對這種縱酒狂歡的慶祝方式均嗤之以鼻。利曼不屑地表示：&ldo;沒人會對這些慶祝方式報以敬意。&rdo;而巴拉基昂則遺憾地說：&ldo;土耳其首都已然變成昔日的巴比倫。&rdo;[2]

當伊斯坦堡的基督徒公開歡慶，絕大部分穆斯林則默默躲在緊閉的窗門後，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城市被協約國士兵佔領，心中充滿了羞恥和絕望。和幫助巴拉基昂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伕一樣，他們的怒火都指向聯合與進步委員會的領導層，是他們把戰爭的苦痛強加在無辜的民眾身上，自己卻在停戰協定生效後隨即逃之夭夭。

11月1日深夜，青年土耳其黨領導集體登上一艘德國船，秘密逃離奧斯曼帝國。穆罕默德&iddot;塔拉特、伊斯麥爾&iddot;恩維爾和艾哈邁德&iddot;傑馬勒與四名心腹顧問一道，乘船駛向黑海城市敖德薩，再從那裡轉陸路前往柏林。他們的德國盟友知道聯合派將會面臨戰勝方的制裁，於是提供庇護，協助他們逃跑。另一邊，奧斯曼帝國的報紙對聯合派三巨頭的潛逃行為公開表示憤怒，強烈譴責他們讓整個土耳其民族為聯合派的政策和戰時罪行埋單‐尤其是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3]

1918年11月，奧斯曼帝國議會與土耳其報紙圍繞亞美尼亞大屠殺展開激烈討論。到底有多少亞美尼亞人被政府的戰時政策殘害致死，官方至今都沒有統一的說法。經奧斯曼帝國議會成員審議，約有80萬至150萬亞美尼亞平民被殺。不管人們相信的是最低或是最高估值，抑或是這個區間裡的任一數字，可以明確的一點是，這場種族屠殺將會給奧斯曼政府與協約國之間的和約談判蒙上厚厚的陰影。

協約國公開譴責奧斯曼政府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行徑。對於土耳其人在戰時所犯的反人類罪行，美國和英國尤其主張實施報復，以彰顯正義。為了防止和約內容過於苛刻，新成立的奧斯曼政府決定成立軍事法庭，對那些被控參與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人進行審判。他們希望國際社會將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始作俑者青年土耳其黨人身上，而不是整個土耳其民族。

1919年1月至3月間，奧斯曼當局下令逮捕了300名土耳其官員，其中包括多名行省總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