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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疫苗及引進新的鑽井技術——這些很重要。但是行動過程也有賴於政治及文化上的改進,同時,坦白說,還有賴於個人的號召力。通常,關鍵在於一位具有領導力的領袖,例如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印度的甘地以及英國的威廉·威伯福斯。投資在這些新興領袖身上,跟投資在行動過程上是同樣重要的。這就是德雷頓透過“阿育王”所推動的理念,這是大多數救援組織沒有領會到的。
“這的確是救援團體促進發展及政府施力的一大盲點。”《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這本關於社會企業家的精彩好書的作者戴維·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表示。大型捐助者,不管是政府救援團體還是大型慈善組織,都想採用效益可測量的系統來介入,這麼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因為沒有設立網路來認同及扶持大有可為的個別領袖,而錯失了改變社會的良機。捐助者一般不會設立具有針對性的、以社群為單位的小筆補助金——雖然這樣的補助金可以成為改變的重要工具。當然,一些團體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以風險投資者之姿,支援那些海外的小規模計劃,事實上,這正是支援“阿育王夥伴”的“阿育王”組織在做的事情。同樣,雪莉的研究生同學卡薇塔·朗達斯(Kavita Ramdas)所負責的“全球婦女基金會”(Fund for Women Global),從1987年起已經資助了167個國家的3800個以上的婦女組織。總部設於紐約的“國際婦女健康聯盟”(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以倡議運動而出名,但是也把獎金頒予全球支援婦女的小團體。
扎克是傑出的社會企業家,魯奇拉·古普塔和烏莎·那拉亞尼也是。雖然全世界的女性在政治領域的職位一般沒有那麼高,但是社會企業家的較高層經常由女性擔任。即便在男人獨掌政治權力的國家,女性也已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團體來發揮影響力,成功地推動改變,而許多女性已晉升為社會企業家,領導反性交易的新廢奴主義運動。其中一人就是蘇妮塔·克里希南(Sunitha Krishnan),她是印度的“阿育王夥伴”,是性交易打擊者中的傳奇人物。我們聽過關於她的很多故事,真正見到時,卻沒想到她如此嬌小。本來她不到1。4米,又因為先天性裂足所導致的跛腳而顯得更小了。
蘇妮塔出生在一箇中產階級家庭。幼兒園時,她經常拿著一塊寫字板,把當天在學校所學的知識教給一群貧窮人家的孩子。那個經驗深深印刻在她心裡,在整個成長過程中都難以忘記。她決定長大後去做社工。她在印度的大學及研究生院皆攻讀社工專業,焦點放在提升人們的讀寫能力上。有一天,她和一群同學在組織村莊裡的窮人學習時,一幫男人出現了。
“他們不喜歡我們,想教訓我們。”蘇妮塔回憶道。目前她經營的收容所位於海得拉巴市(Hyderabad),其東北方將近1000英里處,就是魯奇拉·古普塔為米納奮戰的那個比哈爾村莊。蘇妮塔在收容所小而簡陋的辦公室裡跟我們娓娓道來,用的是上流社會優雅的印度式英文,聽起來比較像是大學教授,而非社會運動分子。她態度超然、條理分明,但是講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時,依然面有慍色:那幫男人強暴了她。蘇妮塔沒有報警,“我知道根本沒用。”最讓蘇妮塔震驚的是,她發現大家竟怪罪在她頭上,她家人也覺得很丟臉。“強暴本身對我沒有那麼大的衝擊,”她說,“影響我更大的反而是社會對待我的方式、人們看我的眼神。沒有人追問那些男人為何如此,所有人都在質疑我為何去那裡、我父母為何給我那樣的自由。後來我發現,我的遭遇是僅有的一次,而對許多人來說卻是每日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