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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直接控制著宋哲宗的生活起居，甚至為他指定皇后，哲宗雖然不滿意，但也毫無辦法。
高太后雖然大權在握，但她和曹太后一樣都比較廉潔自奉，處事公正，她在哲宗朝垂簾聽政達九年，政治相對比較清明。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和大臣對她的牽制不無關係。北宋從仁宗開始，儘管先後有劉太后、曹太后、高太后三位太后垂簾聽政，但卻沒有出現外戚專權或宦官專權的現象，究其原因，不能不說這是因為北宋王朝具有較為完善的文官體制的結果。
第四章：文官政府（9）
但太后垂簾聽政也給北宋王朝帶來惡果，它使得北宋的兩次改革都歸於失敗，高太后堅決反對改革，曹太后也不支援改革。
此外，受太后垂簾聽政的影響，仁宗皇帝的性格中少了堅毅果敢多了猶豫退縮。這些對北宋的政治不能不說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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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發明”了“風聞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說諫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此例一開，臺諫官員與執政大臣勢如水火，而皇帝卻在一旁偷著樂。
仁宗朝還有兩件大事，對北宋後來的政局影響深遠。
一件是仁宗對諫官性質的改變，另一件事就是聞名天下的“慶曆新政”。
漢唐時期，諫官是隸屬於宰相的，如唐朝皇帝身邊的“拾遣”“補闕”之類，都屬於門下省。宰相與皇帝商量事情，諫官是要在場的，察遺補闕，宰相不好說的話可由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小官，話說對與錯，皇帝接受不接受，可以有迴旋餘地。到了北宋仁宗時期，則發生了大的變化。皇帝為了防止宰相專檀，開了用言官監視、牽制宰相的先例。仁宗皇帝將諫官和御史監察兩個本來有分別的系統，合併在一起。也就是將言官從宰相手裡拿過來了。而且允許諫官“風聞奏事”，也就是說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過去諫官針對的是皇帝，現在則成了皇帝約束宰相的工具。宋真宗時即有“異論相攪”的說法，到仁宗時就將其制廢化了。北宋以至明代政潮洶湧，黨爭趨於嚴重，皆與此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為它是一個挑動朝臣互斗的制度，是激發小臣斗大臣的制度。宋代因此而臺諫官員與執政大臣勢如水火，到明代更是發展至頂峰而導致亡國。
“慶曆新政” 和“王安石變法”相比，一個側重於政治體制改革，一個側重於經濟改變。
仁宗朝發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慶曆新政”。
北宋自開國到“慶曆新政”前夕，已歷經80餘年，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到宋仁宗執政中期，土地兼併已非常嚴重。土地兼併的過程就是農民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的過程。到“慶曆新政”前夕，農民起義已是暗流湧動。而外部則面臨遼和西夏的威脅。“冗官”、“冗兵”、“冗費”與日俱增，封建國家陷入積貧和積弱之中。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初，宋對西夏的戰爭失敗後，農民起義猶如山水欲來，而宰相呂夷簡對此束手無策。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開始思變，遂於這年三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為諫官，一道主持朝政。宋仁宗在召見中，對范仲淹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立即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
九月，范仲淹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這個方案共涉及十個方面：
一、 明黜陟，改變以前文官三年一升遷的辦法，對於官員中確實有作為、立大功的人，才能提拔重用。
二、 抑僥倖，改變貴族子弟承受恩蔭做官的舊法，以減少冗官。
三、 精貢舉，考試學子著重在策論經學，不在詩賦。
四、 擇官長，嚴格選擇提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