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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的時節，也是這種情形，有我的兩三篇《雜感》，所以就混進到《熱風》裡去，這是外邊一般的人所不大能夠理解的。[7]
如果不是周作人的解釋，大概我們不會知道其中的原委的。
周作人到北京來任職是1917年4月，透過蔡元培，被介紹到北京大學。他又一次與哥哥生活在一起了‐‐同住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的紹興縣館。
他這一次的北上，恰值新文化運動的前夕，蔡元培正改革北京大學，廣收天下奇才，欲振興教育。其實周作人那時對擇業的事情，還抱有試試看的心情，並未有意識地加入到新文化的建設行列。魯迅也埋頭於抄古書，看佛經，對文化創新方面，只有想法，但無發起運動的企圖。雖然，他們已具有了相當的思想實力，但由於悲觀的情緒，並未自覺地參與新文化的運作。如果不是後來朋友的影響，周氏兄弟不知要在寂寞中呆多長時間。
他們的這一次同住，可紀唸的事情依然不少。我覺得兄弟間的手足之情，在北京期間有了新的發展。二弟剛到京那天，魯迅在日記中寫道：&ldo;夜，二弟自越至，攜來《藝術叢編》四至六集各一冊、《古竟圖錄》一冊、《西夏譯蓮花經考釋》一冊、《西夏國書略說》一冊，均過滬所購，共泉十七元四角，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rdo;這又是一夜長談，與當年他們在南京相逢時同閱《天演論》時的情形，很是相似。此後兩人一同磋商學業，撰述文章，同逛書肆，過的確是&ldo;兄弟怡怡&rdo;的日子。周作人的日記，對此均有記載，我們看後，自然會想像出那種情趣來。
周作人到京不幾日，便生了一場大病，幾次診斷，均無結果。魯迅嚇壞了，開始疑是猩紅熱，後來請來德國醫生，才知道是出疹子。周作人患病整整20天，生活之事均由魯迅料理，兄弟二人一同度過了一段難熬的日子。魯迅對這段時間的感受十分深刻，幾年後寫小說《兄弟》，把這段經歷寫了進去，周作人看後，頗為感慨，直到晚年提及此事，認為&ldo;與事實相合&rdo;。這一次病，周作人在心靈上留下的痕跡不太重。4年後，他患了肋膜炎，整整休息了9個月，對周作人和魯迅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刺激。魯迅一方面到處為二弟借錢，到醫院探視，同時又親自去西山碧雲寺，為周作人找到休養的房間，勞神之多，從日記中均可看出。周作人一生，牽動魯迅的地方太多，生活的、工作的、學問上的，可談的地方不知有多少。這一點，周作人心裡最清楚不過，讀一讀《知堂回想錄》，便可感到一種感激之情。這情感經過了幾十年的沖洗，依然清晰可辨。
紹興縣館的補樹書屋，是個值得留念的地方。那是周氏兄弟讀書、治學、休閒的所在。他們的祖父介孚公，當年曾住於此處，兩人如今都擠到這裡，懷念之情，想必會有的。紹興縣館的環境不太理想，補樹書屋當年吊死過人，街面又對著菜市口‐‐北京當年殺人的場所。而尤為不可忍受的，是夜間為貓所擾，難以入睡。不過，在這裡他們漸漸體味到了北京風情，對京城人的衣食住行，開始有了感性認識。這個時候的魯迅在教育部過著枯燥的日子，而唯有夜間或週日，才可和弟弟在縣館裡共享天倫之樂。周作人從1917年9月開始，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他先講授歐洲文學史與羅馬文學史。&ldo;此時周作人才從地方中學出來，一下子就進到最高學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於魯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裡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魯迅修正字句之後，第二天再來謄正並起草。如是繼續下去，在六天裡總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約稿紙20張)，交到學校油印備用。這樣經過一年的光陰，計草成希臘文學要略一卷，羅馬文學一卷，歐洲中古至18世紀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