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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萬歲!&rdo;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朵。[8]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先生當時內心的那種苦狀。他的敏感的神經此時所蒙受的，已不僅僅是己身的榮辱，而是繫著一個民族的沉重的羞辱。他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難受和痛楚，彷彿巨大的磐石壓在身上，幾乎喘不過氣來。他深深地體味到了中國人忍受歧視、壓迫的苦境，一種巨大的激憤，把他捲入到深刻的反省之中：
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9]
科學救國的夢，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就破滅了。這是除祖父入獄、父親病死的第三次人生打擊。應當說，這個打擊對他人生的影響，差不多超過了一切不快的記憶。他已經看清了中國人的一切個人的不幸，均與國家的不幸相聯絡著。腐敗衰弱的民族，是不會給人生帶來亮色的。這恰如枯木，即便有新枝冒出，也不過荒涼中的一點微光，不從根底上拯救它，是沒有出路的。魯迅似乎在那一時候突然地長大了，他已不單單沉浸在個體的哀怨裡，也不單單是浪漫的英雄主義。他開始被一種巨大的歷史長影糾纏著，生命的天空被塗上了無邊的灰色。那是怎樣撕心裂肺的日日夜夜。異邦的自然山色與民俗情調，已難以喚起多少新奇的快慰，他時刻不忘記自己是一個被歧視的中華子孫。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與現狀，並且開始直面它的時候，精神的角鬥是深刻的。他後來毅然地告別仙台，選擇文藝的道路時，我想，心裡是充滿難以言說的苦楚的。正是從這時候起，他的精神，開始了質的飛躍。
1906年8月，周作人在歸國探親的魯迅帶領下，前往日本，也開始了留學生涯。那時魯迅已退學回到東京，所以周氏兄弟一直住在一起。因為有哥哥幫助，周作人諸事較順，既不擔心購物之累，又不必為社交所煩。最起碼的生活條件，魯迅均為他安排好了。所以，此番出國，周作人心情頗好，對日本的感受很帶有孩子般的天真氣。例如，日本人的溫文爾雅，有禮節的生活秩序，均讓他懷有好感。他對東洋人的衣食住行充滿興趣，&ldo;一是由於個人的性格，其二可以說是思古之幽情吧。&rdo;[10]就性格而言，他喜歡寧靜與文氣，這一點與日本人的某些習性相合，所以一來東洋便如進故土般，平添了不少快樂。另外一方面，確如他所說，日本的建築、服飾等人文情調，是與古中國文化有聯絡的，這些也使他恍如夢中，似曾相見。很奇怪，魯迅在文章中很少提及這一點，而周作人即便是到晚年，對此依然念念不忘。他後來回憶道：
老實說，我在東京的這幾年留學生活，是過得頗為愉快的，既然沒有遇見公寓老闆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國際事件，發魯迅所碰到的日俄戰爭中殺中國偵探的刺激，而且開初的幾年差不多對外交涉都是由魯迅替我代辦的，所以更是平穩無事。這是我對於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我那時對於日本的看法，或者很有點宿命觀的色彩也說不定。我相信日本到底是東亞或是亞細亞的，他不肯安心做一個東亞人，第一次明治維新，竭力掙扎學德國，第二次昭和戰敗，又學美國，這都於他自己沒有好處，反給亞細亞帶來了許多災難。我最喜歡的是永井荷風的在所著《江戶藝術論》第一篇《浮世繪之鑑賞》中說過的一節話，雖然已是五十年前的舊話了，但是我還要引用了來，說明我的一點意思：
&ldo;我反省自己是什麼呢?我非威耳哈倫似的比利時人，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