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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基雖然已經&l;沒落&r;，但他曾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裡。我以為他這話卻還是對的。&rdo;孫鬱為人寬厚，做學問寬宏。這是他的好處。任何好處都可能帶來缺失。寬宏也可能&ldo;過於&rdo;容忍。子曰：&ldo;過猶不及&rdo;。魯迅曾經指出：&ldo;g決非革命家，那是的確的，不過一想到那時代，就知道並不足奇，而且那時的檢查制度又多麼嚴厲，不能說什麼(他略略涉及君權，便被禁止，這一篇，我譯附在《死魂靈》後面，現在看起來，是毫沒有什麼的)。至於耿說他諂媚政府，卻純據中國思想立論，外國的批評家都不這樣說，中國的論客，論事論人，向來是極苛酷的。但g確不譏刺大官，這是一者那時禁令嚴，二則人們都有一種迷信，以為高位者一定道德學問也好。我記得我幼小時候，社會上還大抵相信進士翰林狀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實也並不是因為去諂媚。&rdo;在&ldo;向來是極苛酷的&rdo;言論環境中，寬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種力量。
《魯迅與周作人》出版以後，孫鬱沿著研究新文學‐文化先驅者的思路，以魯迅為參照，不斷拓展領域，現在魯迅，周作人，胡適和陳獨秀都研究一過;又拓展到苦雨齋裡的人物，成績斐然。領域既已擴大，對於&ldo;人&rdo;的認識隨即加深。他反過來又深入&ldo;人&rdo;內心，心性與性格，探究魯迅與周作人的不同特質。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並不是&ldo;炒冷飯&rdo;。責編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點改動。我覺得已經寫出的東西，還是一仍其舊為好。這也是&ldo;歷史&rdo;的東西，帶著&ldo;過去&rdo;的痕跡是無所謂的：不必後悔，慚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讀舊序以後增補幾句，作為新序。又因為原序印在書上時，不知道原先的責編出於什麼考慮，刪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對孫鬱運用一種新的語言表達方式的微辭。雖然現在已經成為他的語言風格，我還願意保留這點批評。所以就把它合併在這裡。如下：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會做這樣的比較研究，尤其是寫成專著。不得不涉及的時候，也多半是三言兩語，黑白分明的判斷，因為是同時代的過來人，因為有毛主席的教導。
這都是上了《毛澤東選集》的，魯迅是&ldo;五四&rdo;這個&ldo;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do;;後來又在&ldo;&l;圍剿&r;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rdo;，是&ldo;一切共產黨員&rdo;學習的&ldo;榜樣&rdo;。而&ldo;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rdo;照我們中國人的傳統，除了特例，大都迴避這樣的&ldo;相提並論&rdo;。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剛解放的時候，流行過一個新詞語，叫&ldo;新事新辦&rdo;。現在早不聽說了。然而，的確是新人，就一定要辦新事的。孫鬱就認真嚴肅，有根有據，有分析有綜合地寫出這部專著了。
魯迅早說過：&ldo;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萬分古怪的事。&rdo;事實是，魯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ldo;五四&rdo;新文化的先導，而且都成了&ldo;五四&rdo;新文學名不可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