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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然。所謂某為大家，某為大轉變之時，原不過舉其最著名之人，及其最昌盛之時言之。焉得無為之先驅者邪？矯時弊與自有所成，自系兩事。《舊書&iddot;文苑傳》曰：富嘉謨與吳少微友善。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辭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此亦排斥浮艷者，可謂能為古文邪？以陸贄之奏議，與韓愈之文相提並論，尤為擬不於倫。贄之文，乃前此之筆之變。《新書&iddot;畢構傳》曰：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當時表章，皆須誦讀。誦讀之文，以句不甚長，又頗齊整為便，此亦駢文興起之一因。駢文多四字句，筆亦然，而四字六字相間，誦讀尤較純四字句為便，此又魏、晉、南北朝之駢文，所以變為唐、宋之四六。唐初四傑之文，即已如此矣。贊之文，乃筆之變而不用辭藻者，末造之三十六體，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皆第十六。則其好用辭藻者耳。筆而好用辭藻，則亦與文合流，而不足以應用，此後應用之文字，乃全以散文充之矣。此唐、宋之世文體變遷之大概也。

唐人之照耀千古者，尤在其詩。詩之變化，亦至唐中葉而極。律體至唐始成。昔人云：&ldo;詩至沈、宋，始可稱律，前此皆偶合耳。&rdo;沈佺期、宋之問，皆武后時人也。又古之樂府，至唐而演為歌行，為絕句，寖成可誦不可歌之物，而隨新音樂而起之詞，則於此時肇其端焉。唐人絕句，觀記載似皆可歌。如《舊書&iddot;李益傳》，謂其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宮人以賂求取為供奉歌詞。賀《樂府詞》數十篇，雲韶樂工，無不諷誦是也，然此時之歌，實多雜以和聲。取和聲而亦以字實之，即成詞矣。故一入宋世，即不聞歌詩，而但聞歌詞。非詩之歌驟失其傳也，乃唐人之所歌，詩其名而詞其實也。此詩體之變而備也。文學皆原於平民，然必入文人學士之手，而後能盡其變。非文人學士能別有所為也，公眾之所為，惟其中一部人為能卒其業耳。論唐詩者，或分為初、盛、中、晚四期。又或非之，謂所分實不甚確，如以杜甫屬盛唐，而甫之作，成於大曆時者實不乏是也。然此本不過舉其大概，非謂截然有界畫可指。以大體論，謂唐詩無此變化可乎？初唐之渾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纖麗，可謂各擅勝場。此何一不苞含於古詩及樂府之中？然謂無此變化，古詩及樂府，即發洩已臻其極，可乎？此詩情之變而博也。歌謠率偏於比興，如《孔雀東南飛》等能盡賦之能事者蓋寡，此亦發洩未盡之一端。後之為詩者，亦未有以易之。至唐乃大異。不徒杜陵膺詩史之稱，元、白所為，特長諷諭，亦以其能敘事也。用比興者多偏於寫景，僅能即景以見其情，用賦者則能逕言之。前者固尤有深味，然不兼後者，亦不可謂能極其變也。本此論詩，則唐詩實當合宋詩而其境界乃備，而宋詩自當以江西派為大宗。然謂江西派非原於杜陵得乎？此詩境之變而擴也。詩體恆隨音樂而變，自唐已後，音樂尚未有大變，故詩體亦不能更新。立乎今日而言詩，尚未能越唐人之範圍也。言語與歌謠，實為二物。今之所謂新詩者，本乎言語，而不本於歌謠，與昔之詩詞等，皆非同物。率舊義以言詩，非至新樂大盛之後，不能有句芒，非可以人力強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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