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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黑海成了通往東方的重要貿易通道。
靈活的定價和刻意的低關稅政策顯示出蒙古帝國的商業智慧，但它很容易被殘暴野蠻的印象所掩蓋。事實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於它的暴力和粗魯，而在於它願意讓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遺餘力建立起來的一個穩固的中央集權體系。儘管後來的波斯歷史學家堅稱蒙古人當時已脫離了朝政，已將日常事務交給他人處理，但近來的研究表明，蒙古人從來都是事必躬親，掌控著帝國所有的細節。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巨大成就不在於他們的燒殺搶奪，而在於精心打造了一個延續數個世紀都繁榮不衰的偉大帝國。因此我們能夠看到，俄羅斯語中吸納了許多來自蒙古的外來詞，都和貿易交流相關，像利潤（barysh）、金錢（dengi）和財政（kazna），都源於他們和東方新主人的交往。俄羅斯郵驛體系的建立也是一樣，都是基於蒙古人的驛站網路，從而有效快捷地將資訊從帝國的一處傳遞到另一處。
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個長久穩定的帝國必須建立在無數正確的決策上。隨著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不斷擴張，他們開始把新的民族也納入到整體當中。部落結構被刻意打散，他們將為各自新的軍隊集團出力，並效忠於蒙古統治者。各部落的差異，比如怎樣裝扮頭飾，都得到了強制性的統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國控制的不同地區，以弱化他們在語言、血緣方面的認同感，加快與蒙古人的同化程序。舊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稱呼所取代，以此強調新身份的轉換。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認可，全都靠著帝國統一的封賞體系，所有人都有機會分享到戰利品和貢品。帝國施行嚴格的任人唯賢制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賞，凡失敗者都會被迅速拋棄。
雖然蒙古人極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認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卻表現得非常寬鬆。自成吉思汗時代起，統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隨其好。成吉思汗本人雖“對伊斯蘭教另眼相看，但他對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說。至於他的後代和繼任者信仰哪種宗教，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了。有人選擇了伊斯蘭教，有人選擇了基督教，還有人“追隨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不傾向於任何一種宗教”。
當時蜂擁前往東方的傳教士們也對這種寬容政策深有體會。盧布魯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見過亞洲各地區的基督教教士，讓他備感吃驚的是，每年春天當牲畜於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時，他們都一同向一匹白馬祈禱，採用的還是異教習俗，而非基督教儀式。雖然一時之間基督教無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時間久了，小溪也能逐漸匯成江河。隨著歐洲和中亞之間的聯絡日趨頻繁，東方教區的數量也再次開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區，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里士已成為日益興盛的方濟各會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會有這樣快速的發展，顯然是因為他們受到了一定的保護，這種保護來自於蒙古人對宗教信仰自始至終的寬鬆態度。
事情的發展還不止於此。到了13世紀末，羅馬教皇派遣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訪問大汗，帶著一封親筆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穌基督的信仰”。儘管孟高維諾此行並未取得預期成果，但他也勸說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贖金幫助被俘的兒童獲得自由，並在學校教他們拉丁文和希臘文，為他們親自手書聖詩集。有時連大汗本人都曾親自前往聆聽教堂的吟唱，並被美妙的聖歌和神秘的聖餐所感動。為了表彰孟高維諾的成就，14世紀30年代初，羅馬教皇克萊門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亞洲任職——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個更高的職位，任務是在整個蒙古帝國建立基督教教區：北京大主教。十字軍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基督教在亞洲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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