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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思想學術之發展，自有其內在理路。有關學術發展演變的一面，將在後文中專門討論。本章所關心的，是近代幾個大主題中的一個，即中國士人在西潮盪擊之下被迫做出反應的程序。而中西之間的文化競爭又是中外矛盾的關鍵。西方在文化競爭方面是有備而來，中方則是在競爭過程中才逐步認識到學戰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覺中被西方改變了思想方式。中國士人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在失去立足點後更因多層次的心態緊張步入激進化的軌道。到民國初年，中國思想界已是一種群龍無首、不知所趨的局面。一場思想革命呼之欲出，時勢造英雄的條件已經形成。以下即對這一大環境略做考察。

一 西潮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約半個世紀之後（1903年），萬裡長城之內的青年魯迅在「自題小像」的詩中以一句「靈臺無計逃神矢」沉痛地應和了馬恩的話。王汎森先生說：魯迅的詩「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在西方勢力覆壓之下的困境」。同樣，魯迅在此詩中發出的誓言：「我以我血薦軒轅」，也道出了許多知識人愛國救國和拯救中國文化的共同心願。[5]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視作兩大文化體系之競爭的話，則中國一方正如羅榮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6]清季中國士人本來是以文野分華夷，自視為世界文化中心，而視洋人為野而不文的「夷狄」的，到後來則主動承認西方為文明。幾十年間，從降節學習「夷狄」之「長技」，到傾慕「泰西」的學問、蜂擁出洋遊學，更進而自認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由此可知中國文化在這場競爭中的失敗有多徹底。

胡適在1914年寫的《非留學篇》中形象地指出：當中國酣睡之時，西人已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勢力，方挾風鼓浪，蔽天而來，叩吾關而窺吾室。以吾數千年之舊文明當之，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衄。」很明顯，胡適正是將近代中西之爭視為兩個文明之爭。中國一方既然失敗，就只有「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今人早已視留學為正途，但對有血氣的近代中國士人來說，「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面受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於此者乎！」！[7]

有美國漢學家以為，西力東漸以前，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是遵循了一種「在傳統中變」（插n with the tradition）的模式。[8]由於西潮的衝擊，這樣一種變化模式在近代中國實已難以維持。因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著它變。儘管西方自身在19、20世紀也充滿變化，有時甚至是劇烈的變化，但對西方來說，即使是與傳統決裂，仍可以是在傳統中變。在中國則反是。對中國而言，僅僅是要生存，用當時人的話說，就是要儲存中國的種姓和國粹，也不得不至少學習造成西方強大的那些秘訣。雖然各人的具體理解並不一樣，「向西方學習」的確是清季以來中國士人的共識。在西人的引導之下，中國士人且逐漸認識到，西方之所以強大，並非只是靠其科技和工藝，在器物之後尚有更重要的觀念和制度。而中國人一旦接受這樣一種西方思維，其所尋求的改變就只有遵循一個向西走的方向，也就只能是在傳統之外變（插n beyond the tradition）了。

自19世紀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