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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人讀《天演論》,側重的恰「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這裡的「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就是民族競爭的思想。胡適後來酒醉後罵租界的巡捕是「外國奴才」,他自己說那時主要靠「下意識」在起作用,正是他民族主義意識的表露。[58]胡適也是那些在民族危機下「投袂奮興」的人中的一個,他後來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讀書人的觀念,認為民族競爭最終是落實在「學戰」之上,故在這方面下功夫也最深(詳後)。
《天演論》在中國的傳播,很能提示清季的「西學」或「新學」的含義本是極廣泛的。對不同層次的讀者,同一本書或同一個詞的意義可以是很不一樣的。嚴復是當時中國最諳西學者,他在將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述成《天演論》時,已對原著進行了刪節。赫胥黎主張以人倫準則約束人的自然發展這一重要觀念就已被嚴大量刪去。但如胡適所指出的,由於「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吳汝綸的節本再刪之,不免又有見仁見智的取捨,而「太古雅」一點仍未變(吳是桐城正宗,刪去的很可能還是不那麼古雅的部分)。最大多數的追隨者——包括讀者和根本未讀的聽眾——真正接受的,實只剩那幾句化約到最簡單的口號了。而且,讀者或聽眾大抵是各取所需。梁啟超曾說嚴譯諸書「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暗示這是晚清西學運動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這一點姑不論。但一般人所關懷的,恰是「時勢」;他們從嚴譯之書中想要看到的,也正是與時勢不遠者。故從接收者一邊看,不論嚴復所譯為新籍舊籍,大多數人所想看和看到的,只是對時勢的解釋而已。可以想見,即使讀者所抱的關懷都是時勢,讀不同本子的讀者所得的「天演」觀念仍是不甚一樣的,當他們都使用「天演」觀念進行思想對話時,實際上彼此所說所指,還真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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