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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這裡面應有相當部分是胡適把自己後來的認知放在梁頭上了。其中有些不僅不是梁的原始意思,恐怕也不是上海讀書時的少年胡適當下能領會出的。這一點胡適自己已說得很明白。他在《四十自述》裡寫到這一節時,無意中說出「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梁的文章],還感覺到他的魔力」。可知一向認真的胡適在寫自傳時又將梁氏的文字讀了一通,那時寫下的感受就有二十五年後才得出者,已不完全是少年胡適的感受了。而英文字中那些附加的詞義界定,顯然又是胡適在對不同的人說不盡相同的話。
胡適稱,《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在英文字中,胡適則說這些文章「猛烈地撼動了我以為中國的古文明已經自足,除船堅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學習這樣一種美夢」。胡適在別處似乎並未提到他還曾經懷有這樣一種夢想。如果確有其夢,則至少在績溪時的小胡適,其思想倒很像後來陳寅恪自詡的,是在「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如是,則安徽績溪與上海的那一段距離所造成的思想差距大約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考慮到績溪所在的徽州素稱商業發達之地,而胡家自己就在上海有店鋪,資訊的流通應無大妨礙,我們對清季中國城鄉的差別,特別是思想觀唸的差別,恐怕還應做進一步的仔細探討。
同樣,胡適認為梁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成名之後的胡適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範轉移(paradig shift)的開風氣作用,因為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這也只能是四十歲的成年胡適的評價,而絕非少年胡適的見解。但梁也只是開風氣,不少具體的「整理工作」只在列出的綱目下注一個「闕」字。胡適自稱他當時即有了為梁補做這缺了的幾章的「野心」。這個說法,也只能存疑。因為當時胡的主要精力在學英文,而出國留學首選的科目是農學,與此野心頗不相符。但胡適治學極受此文的影響是無疑的。觀梁氏「論諸家學說」一章始缺而後只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而墨子正是胡適在此段時間裡認真讀的諸子之一,後來更成了他之所長,則胡適讀此文深得啟發,是可以確定的(墨子可說是梁胡二人之緣。梁氏後來讀了胡適的著作,乃重操舊業,再治墨子,並與胡互有論辯)。
胡適在接觸《新民叢報》後不久,到了澄衷學堂之時,就透過國文教員楊千里而受到嚴復的影響。楊千里曾要學生買吳汝綸刪節的嚴譯《天演論》作讀本,第一次看此書的少年胡適讀後感覺「高興得很」。楊先生曾出作文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胡適的作文頗得嚴復提倡的「競爭」意旨,他說:「國魂喪盡兵魂空,兵不能競也;政治、學術西來是仿,學不能競也;國債壘壘,人為債主,而我為借債者,財不能競也。以劣敗之地位資格,處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鐵與他族角逐,又不能折衝樽俎戰勝廟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漸漬以底於滅亡,亦難矣。嗚呼!吾國民其有聞而投袂奮興者乎?」楊頗欣賞這個學生的文章,他的評語說:胡適「富於思考力,善為演繹文,故能推闡無遺」。[57]可知胡適善於將其思想表達得系統化的特點在那時已經顯露。而作文不留餘地,無餘音繞樑之意境,是小胡適不曾受過「開筆」訓練的結果,後來卻正應了時代的需要。
胡適在此文章中所表達的從兵、學、財多角度全面競爭的民族主義思想,應予特別的注意。他說:「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胡適自己名字中的「適」字,也是二哥從「適者生存」中取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