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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心態緊張，[57]進一步促成了近代中國思想的激進化。
同時，這裡面也有一些中國士人在主動推波助瀾。中國士人向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超越意識。康有為以為：「民不可使知。故聖人之為治，常有苦心不能語天下之隱焉。其施於治也，意在彼而跡在此……可以犯積世之清議，拂一時之人心，蒙謗忍詬而不忍白焉。」[58]梁啟超對此領會獨深而行之甚力。他說：言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名譽。「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吾所欲實行者在此，則其所昌言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這樣，即使後人笑罵其為偏激無識，「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則既已達矣。」[59]故梁氏自己雖不真想革命，在其《新民說》中，卻昌言冒險進取和破壞主義。
惟梁啟超對中國國民的保守恐怕估計過高。特別是在中學不能為體之後，中國思想界本已不復保守而趨激進。以梁在世紀之交的影響，更有意識地操此術以「過兩級」的方式昌言破壞，乾柴遇上烈火，「破壞」遂成彼時思想言說中的口頭禪。梁氏本意雖或未必真那麼偏激，但其追隨者在激進的道路上就走得不知有多遠了。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自謂：「非有不忍破壞之仁賢者，不可以言破壞之言；非有能回破壞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壞之事。」但破壞這樣的觀念，豈是輕易可以提倡的。梁氏自己不僅沒有回破壞之手段，後來更被其追隨者視為保守而摒棄了。民初和梁氏一樣開一代風氣的胡適自謂受梁的影響甚大，但也遺憾地指出：「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60]胡適是以溫和不激進而著稱的，尚且有這樣的感覺，遑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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