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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學不能為體，西學也就難以為用。錢穆指出：「中體西用」雖然是晚清士人的共識，但當時的人「實在也並不知道中學之體是一個什麼體。自己認識不足，在空洞無把柄的心理狀態中，如何運用得別人家的文化成績？」故「西學為用」其實也是不成功的。而空洞無把柄的心理狀態既是體用皆空的重要原因，更造成思想上的激進。錢先生觀察到，晚清中國思想界正由專重經典轉向積極入世，此時也是積極入世的西方思想進入，本易相投契。但積極入世在知識上和思想上都應有更多準備，中國思想界則對此準備不足，「自己沒有一明確堅定的立腳點」，在西潮猛烈衝擊之下，反而產生種種衝突阻礙，「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觀，而轉向極端與過激」。[50]結果就是近代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

的確，對中國士人來說，不過幾十年間，就由文變野、由自視為世界文化中心到自居世界文化的邊緣，這中間的心態轉變，必然是極其複雜的。不過，中國士人得出必須學習西方的共識並逐漸以西方為本位，亦有其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蓋中國士人學習西方的最終目的，還不僅是要生存，而且是想要凌駕於西方之上。這可以說是一種理學模式的反應。陶希聖曾指出：「理學是什麼？理學即一面援道與佛，一面排道與佛，而開創的儒學思想體系。」[51]「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由理學家魏源最先喊出，亦良有以也。

這樣的觀念在從馮桂芬到孫中山這些人的思想中都佔據重要位置。馮在其名作《校邠廬抗議·採西學議》中詳論中國自強之道，主張半數以上計程車人都改從西學，其根本的考慮就是要「出於夷而轉勝於夷」。馮提出的具體方法尤有提示性，他強調，學西方要「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馮氏與反對學習西方的理學家倭仁的觀念有同有異。馮和倭仁都要攘夷，也都相信中國不患無才。但倭仁以為只要發揚中國的傳統學問，就「足以駕西人而上之」，而不必「師事夷人」。[52]馮則以為，攘夷「必實有以攘之」。為了最終的「駕而上之」，不妨先降格師事西人。為此，馮將西方文化區分為禮和器兩種不同型別：「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53]馮氏之用是為了攘這個觀念也為後人所傳承，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就再三說到要凌駕於歐美之上。

理學模式中潛藏的這種有時並不自覺的關懷和目的感，與知識人當下進行的學習西方的具體行為之間，不免存在一種心態的緊張。中國士人既視西人為「夷狄」而不太看得起，且中國與此新出現的「夷狄」更常處於一種敵對的狀態之中；現在反要向其學習，而學習的目的又是「制夷」，其中的多重尷尬是不言而喻的。更有甚者，如章太炎所觀察到的：西方這些「始創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54]故中國士人對學習西方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而心態的緊張又常常容易引起焦慮，因焦慮而更產生一種激進的情緒，[55]急於求成以擺脫這不得不進行的學習「夷狄」的尷尬。

中國士人思想的激進化尚隱伏著更深層次的心態緊張。中國士人雖然漸以西方為本位，卻只是有意為之，未必能完全做到。因為中國社會實際上沒有西化，知識人不管意願多麼強烈，終不可能完全超越社會存在而懸想。同樣，即使那些西向的中國知識人自身也未能真正的西化。正如傅斯年對胡適所說：「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56]胡適、傅斯年雖然處處努力以西方標準衡量中國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嚮往之，終不能完全擺脫羈絆，到達彼岸。這樣的社會存在與士人願望以及知識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行為準則與其思想取向的雙重差距，以及與後者密切關聯的個人認同問題，造成一種更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