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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倫理作用特強是胡適一生行事的主流。他在1914年時曾「清夜自思」過去十年的經歷，自我總結道：自到上海以來的新學訓練，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中人，深於世故，思想頗銳，而未嘗不用權術；天真未全漓，而無高尚純潔之思想，亦無靈敏之感情」。胡適以為，這是他「去婦人社會」太久的結果。實際上，這恐怕更多與他在家鄉時養成的防衛心態有關。不過，胡適在思念家鄉的「久處婦人社會」之時，或者於無意中回想起了母親「每為餘道吾父行實」。那為人要「率其性」的父訓，雖久遭壓抑，究竟並未置之腦後，此時就在起作用。他認識到，「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於智識（tellect）一方面，而於感情（eotions）一方面幾全行忘卻」。結果是他「幾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為全用權術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77]這是胡適少見的措辭嚴厲的自我批判。其所強調的，正是太注重「作聖」而忽略了「率性」。後來胡適雖有意識地「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發達」，但總的來說還是「作聖」的一面為主流，特別是在得了大名之後。因此，胡適一生種種的「開拓」與「落伍」，多少都可以由此少年經歷去觀察。
同時，正是清末的城鄉差別，特別是安徽鄉間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風氣的傳統蒙學教育造就了後來被認為是啟蒙大師的胡適。生在上海，比胡適大三歲的顧維鈞，在讀完僅教識字的私塾後，便直接進入教會學校，以後的教育是越來越西化，結果到晚年還必須強調自己的中文可以寫得「通順」。[78]實際上別人也曾說過顧氏的中文好，但一般人之所以有他中文不好的認知，正是因為其他許多從小受西化教育的人有此通病。生在北京，比胡適小兩歲的梁漱溟，則是在讀完《三字經》後就讀新派的《地球韻言》，然後進了北京第一家新學堂——中西小學堂。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後來是殉清的，從根本上只能歸入「保守」一路，不好算作十分趨新者。他的家庭教育尚且如此，其餘可以想見。[79]
所以那種眼睛盯著少數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國傳統教育，只有在與口岸沒有怎麼「接軌」的鄉間還基本存在，在新學佔了上風的大地方反已衰落。而胡適正靠著這點「國文」的訓練，在那「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學堂，打出自己的天下，初步樹立了這個少年鄉下人的自信。也是靠著舊學的基礎，再加上澄衷學堂的英文訓練，胡適得以擊敗全國各地的許多學子，不過「一個月不曾看一場戲」，就能飛上枝頭變鳳凰，一舉步入了庚款留學生這一真正全國性的少數精英群體。
[1] 參見《口述自傳》，第4—18頁。
[2] 《四十自述》，第44—46頁。
[3] 《四十自述》，第34—35、71頁。
[4] 參見石原皋《閒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再版，第23頁；《胡適致胡敬仁》，《胡適研究叢錄》，第206頁。
[5] 胡適日記，1914年6月8日。
[6] 《四十自述》，第53—54頁。又見胡適在livg philophies（new york：sion & schter，1930，reprt，1942）中的自傳條目（以下只引書名），p239也參見李敖《胡適評傳》，《李敖全集》第8冊，臺北，1983，第391—392頁。關於「超我」，參見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收在林塵等編《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第157—209頁。
[7] 《四十自述》，第55—57、32—33頁。
[8] 《競業旬報》第25期，轉引自李敖《胡適評傳》，第512頁。
[9] 《四十自述》，第6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