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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朋黨鬥爭。帝皇之家從來都免不了朋黨之爭，兄弟傾軋。康熙晚年，皇子之間儲位爭奪，以及索額圖、大學士明珠等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互相交織。此外，朝臣中有滿人和漢人的矛盾，滿人歧視漢人，大學士一定要以滿人做&ldo;首輔&rdo;（首領）；各部尚書雖然滿人、漢人都有，但滿人&ldo;行走&rdo;在前，漢官在後；官缺分出旗缺、漢缺，滿人少，得缺容易；同時皇帝經常表彰滿人淳樸，指責漢人奸猾，勢必造成滿漢在一定程度上的對立，因而在政事處置上各持己見，維護本民族人員的利益，這就是&ldo;滿洲大臣一議，漢大臣一議&rdo;，互不讓步。

其次是階級矛盾加劇。康熙初年，由於滿漢官員貪贓枉法，侵漁百姓，使&ldo;民生困苦已極&rdo;，因而康熙帝特別注重整頓吏治。他認為，要治理國家，首要的是有一大批奉公守法、勤政清廉的官吏。但由於康熙帝晚年放鬆了對封建官僚的約束，各種嚴酷的剝削便開始了，農民與官僚集團的矛盾也隨之產生。比如附加稅耗羨，康熙帝原來並不許徵收，&ldo;州縣官克取耗羨、加派私徵及司道府徇情不報者，皆革職提問，徇縱不參之督撫革職&rdo;。但由於康熙朝俸祿較低，各級官僚最終還是將目光瞄準在對百姓的克取上。二十八年（1689年），浙閩總督興永朝奏稱：&ldo;若斷絕外官耗羨，則外任實不能度日。&rdo;結果康熙帝不得不向官僚們妥協，同意加收耗羨。

州縣官徵收耗羨，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則用於送禮。州縣官要向上司送規禮，地方官也要向朝臣送禮，這成了當時官場上的不成文制度。州縣官為了確保個人用度和這些官場常例，重視徵收耗羨銀的程度比徵收正額錢糧的還要高，還要嚴厲。同時還會把徵收到的正額錢糧，挪作他用，嚴重地影響了國家財政的收支平衡，情況最嚴重時戶部庫裡只有八百萬兩銀子貯存。康熙帝看到這種現象，於五十九年（1720年）說各省的錢糧虧空太多了，不夠開支。這種情況使得社會矛盾越來越複雜，以皇帝為首的政府和官僚集團之間也發生了矛盾。與康熙初年相比，官場濫徵耗羨，吏治不清已成為康熙帝晚年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再次，西北用兵也造成了社會矛盾加劇。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後，康熙帝調兵遣將，開銷較大，西北前線人民負擔顯著增加。部分軍士不願出征，相繼逃亡，清政府嚴行懲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鮮使臣李仿、李大成等歸國報告，說他們在路上看到檻車裡載有很多男人和婦女，這些人是不願意西征的人及他們的妻子，是被流放到瀋陽或寧古塔去的。他們還說過去所經之地，見&ldo;人物甚盛，關門填咽&rdo;的繁榮景象，如今&ldo;關外人家多有撤毀處，關內人物頗稀疏，馬畜甚貴，或騎牝騾而行，蓋以徵討西之故，如是凋弊雲耳&rdo;。

雖然康熙帝西北用兵的決策是正確的，但過度的戰爭已經嚴重地破壞了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並直接影響到國家經濟的發展，雖然不是什麼大蕭條，但和康熙朝君臣口頭稱道的太平盛世相差已甚遠。

由此可見，康熙朝晚期，各種社會矛盾紛至沓來，亟待解決。正緣於此，繼康熙帝之後掌握帝國命運的雍正帝，將怎樣治理這個經濟嚴重衰退的國家，可以說關係到整個清王朝在中國的國運興衰。高唱頌歌、粉飾太平的做法是逃避現實的懦弱行為，諱疾忌醫、不許人開口的態度則是自取滅亡之道，只有勇於正視自身弱點的人才具備成功者的素質，只有勇於改正自身缺點的政治才是英明的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講，雍正帝是另一類偉大的政治家，他對中國歷史所做出的功績，殊不弱於父皇康熙帝。

高瞻遠矚，積極進取

做英明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