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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生活的艱難窘況，郁達夫看後熱淚盈眶，日記中記道：“我真不曉得荃君如何在那裡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裡新生的熊兒亦安好？”他立刻寄錢過去，但因為錢少，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兒子龍兒又在這飢寒交迫中突患腦膜炎，郁達夫聞訊日夜兼程地趕到北京時，龍兒已經埋葬四天了。由於愛子的夭折，郁達夫便在北京滯留了兩個月，後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課，但心中一直在惦念著北京的妻兒，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孫荃的來信，便焦急難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帶錢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窩去，盡心盡力地體恤著在孤寂中撫養著孩子的妻子。
後來由於創造社工作的需要，郁達夫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教職，回到上海來。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來上海共同生活，無奈拮据的經濟狀況使他不能這樣。在北京的孫荃也擔心郁達夫的孤寂生活。當大雪紛飛，北京已是隆冬季節的時候，孫荃想到郁達夫尚無棉衣禦寒，便冒了大雪到郵局給他寄去一件皮袍子。當郁達夫取回皮袍時，心裡真是萬分地感謝孫荃，只一個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報答孫荃。
孫荃以為能和丈夫團聚之時，卻不曾料到郁達夫此時遇見了王映霞，並於1928年2月與王映霞結婚。孫荃從此就吃長素，唸佛誦經，沒有再嫁。
郁達夫的長女鬱黎民回憶母親：“在長夜漫漫中，她只得斷葷茹素，尋求精神上的寄託，成了虔誠的佛教徒。”鬱黎民還記得，小時候一覺醒來，往往能聽到隔壁小佛堂傳來母親喃喃的誦經聲，和著一下一下輕敲的木魚聲。
孫荃對兒女管教嚴厲。孩子放學回家，先要去她那裡報到，做完了作業就在家看兒童畫報。抗日戰爭時期，即使四處奔波逃難，孫荃也隨身攜帶《唐詩三百首》等書籍，她還指導孩子們辦了一個叫《零碎》的刊物，三個小孩子輪流當責任編輯，每期每人要寫幾篇文章，不管是日記、故事、小小說還是散文，甚至還可以畫一張畫。
1931年3月，郁達夫與王映霞之間的矛盾升級，他帶著複雜的心情回到了富陽老家，見到了久別的妻兒。他對兒子天民最是喜愛：“熊兒好，熊兒好，大頭大腦的，又健又壯，這雙手就像兩個粉團。”
儘管郁達夫請來岳母規勸，但孫荃不肯原諒他，她把郁達夫安頓在樓下的西廂房，在自己和孩子們同住的臥房門上貼出“臥室重地、閒人莫入”的告示。
不過，在飲食上，孫荃還是按照郁達夫過去的喜好和口味細心烹製。“富春江的白魚，東塢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備”，鬱黎民說，離清明還有一些時日，孫荃就讓人到孃家的竹園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筍，採摘剛剛吐出新芽的綠茶，都是為了讓郁達夫嚐嚐鮮。
在鬱黎民看來，起初母親對父親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由怨恨轉為理解，最後轉為同情，等到得知父親殉難印尼蘇門答臘的訊息後，更變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達夫的侄女鬱風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提到後來三嬸（孫荃）慢慢拋棄了對三叔（郁達夫）的怨恨，“而是饒有興味地像談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裡”。
鬱黎民還記得，母親曾經說過一天晚上她夢見郁達夫交給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孫荃對這個夢久久不能釋懷，她的解釋是“韭”的諧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龍民，郁達夫一共有九個孩子，孫荃覺得這是郁達夫要她把遺留下來的所有兒女都照顧好，但是她又沒有這個能力，於是常常感到不安。
鬱黎民發現，母親高興的時候總是與父親有關。解放初一個清明節前的傍晚，富陽第一任縣委書記來到家裡，看到桌子上放著一盤青蒿，這是富陽的風俗，用來做清明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