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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傳說,當然一時無法確定其可靠性究竟怎樣,但無論如何,它們卻反映出一個現象:曹雪芹在被迫離開自已的家園以後,有一個時期先是流落於城內外各處,為了生活,不安厥居,屢經播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老人傳說:曹雪芹在極窮困時曾住過某王府的馬廄。這現象，是大略符合曹雪芹當時的生活條件情況的。
這段時期的播遷流浪，從曹雪芹的生活變化來看，是窘困艱苦的，可是對他的思想發展來說，卻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閱歷。他們這種「奴才家世」的幾世幾代，這歷盡了種種的辛酸屈辱，飽諳了滿洲統治集團的種種醜態內幕，眼見了無數的可笑可罵、可歌可泣的事故，本來已是牢騷滿腹、感慨無窮的，但是隻有到曹雪芹這一代這一時期，才有機會真正和統治集團圈外的世界接觸，這樣就使他視野闊大，頭腦清新，把狹隘的牢騷感慨逐漸轉變成為對整個社會的不滿和憤怒。他的叛逆性格和思想在這一生活階段所獲得的發展和成長，對他的《紅樓夢》的創作是無比重要的。
十三 被鑰空房
曹雪芹雖然後來落拓人間，為世俗所不容，和封建社會發生了矛盾衝突，但是他生平碰到的各種壓力和打擊，很自然地還是從家庭方面而開始的，他的叛逆的性格和思想、行為，必然先就和封建大家庭的&ot;堤防&ot;相遭遇。只要他不願向這一道堤防低頭降伏，那就一定得和它作鬥爭，和維護封建秩序的家長正面交鋒陷陣。 看來，青年的曹雪芹是這樣做了的，--否則就不可能發展成為後來的曹雪芹那樣的人物和作家。而這一點，不僅僅是我們的推論，也還不無記載線索可尋，足供參證。 本來，像曹雪芹這樣的人，一則既不是為當時封建士大夫所喜歡的，二則他本人又不是什麼名流顯宦，自然也不會受到人們的注意和重視，三則他家是曾因政治事件抄過家的，當時也很少願意甘冒忌諱而提及他們這種人物和事情的，所以這個&ot;名不見經傳&ot;的人，其有關傳聞，即在當世也不會是很豐富的（這也就是涉及他的文獻資料極端缺乏的原因）。雖然如此，那時候還是有些人知道&ot;曹雪芹&ot;這個名字和這個人物的一些影子--儘管那影子是十分地朦朧模糊。乾、嘉時期的文人，還是頗出我們意外地有幾位居然記載下了點滴的有關曹雪芹的情況。 像名詩人袁枚（1716-1797），就不止一次提到曹雪芹，並且知道他是曹楝亭（寅）的後人，--不過他誤認為雪芹是楝亭之子，差了輩數，又說&ot;相隔已百年矣！&ot;，而其實他正是雪芹的同時人，他說那話時是&ot;丁未&ot;（乾隆五十二年，1787）或略後，距雪芹去世才二十幾年而已：這就是我所謂&ot;朦朧模糊&ot;的例子。然而稍後的梁恭辰、毛慶臻等人，也都知道曹雪芹是&ot;老貢生&ot;&ot;漢軍舉人&ot;，無有後嗣，身後蕭條，等等情況。這大致還是和事實符合的。由此可見那時還是有一些有關他的&ot;口碑&ot;在輾轉傳述。 長洲宋翔鳳（1776-1860），字於庭，是乾嘉時期的一位著名的常州派經學家，由他這裡也傳出一件頗為重要的&ot;口碑&ot;來。他說： 曹雪芹《紅樓夢》，高廟（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ot;此蓋為明珠家作也。&ot;後遂以此書為珠遺事。曹實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其父執某，鑰空室中，三年，遂成此書雲。（註：《能靜居筆記》，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所引。按此筆記，徐珂所著《雪窗閒筆》還曾見及，引作趙惠夫《能靜居隨筆》。趙烈文，字惠甫（舊時表字，甫、父、夫三字常互用），其母方蔭華，有《雙清閣詩》。） 這個傳說乍一聽來好像是有些離奇附會似的。可是它實在是一段極有價值的文獻，問題是我們怎樣去看待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