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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從傳統封建下蛻變出來的問題叢生的病態社會。
長期的高壓控制，人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服從命令，控制一旦拿開，人民就會開始抗爭，幾乎全是情緒性的發洩，社會上充滿了怨恨的“毒話”。根本解決之道，必須從問題的癥結所在著手，如果畏懼真相，不敢探討病源，徹底醫治，而只是一味呼喊“仁愛寬恕”“過去的已經過去”，只會使災難擴大。
問：部分人士認為我們的社會太過於開放，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這句話是胡扯！“開放”永遠沒有太過。只有“有”和“沒有”的區別。好比人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氣，人人都有權利充分享用，不會有太過的問題。
我認為應更正為：開放是否超越了法律所賦予的極限？目前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法律、規則、道德勇氣、公道和正義感，就是因為缺少這些動力，使得社會呈現混亂，但我們不必怪罪“開放”，怪罪“自由”，只要建立起法律秩序，一切都會步上正軌。
怎麼看法律（2）
問：一般民眾對於戒嚴令的實施並未感覺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分人士持反對立場，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大多數民眾（包括我在內）不瞭解自己應享有的權利，所以也不知道戒嚴令的實施，到底剝奪了自己什麼？
舉例而言，在戒嚴期間，一切犯罪案件均屬軍法審判（後來才限於叛亂及盜賣軍油），並且禁止憲法所賦予人民的###、結社、罷工的自由。然而，最嚴重的是臺灣的戒嚴令實施長達四十年之久，在這一點上，國民黨可謂創下世界紀錄，應該賣給金氏（吉尼斯）年鑑。
問：您對於戒嚴期間所謂“###”有何看法？
柏楊：以政治理念而被囚禁的人，不管扣到頭上的是什麼罪名，都是###。###和刑事犯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為了別人的利益，或是為了其所信仰的政治理想；後者則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國民黨叛亂罪的刑罰，最輕的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重的是死刑或無期徒刑。但是如果被認定加入了叛亂組織且有叛亂的行為，卻是唯一死刑。例如，某人五歲時參加過共產黨兒童團，今年他八十八歲，說了一句批評蔣家的話，就是唯一死刑。然而最使人震撼的，卻是有些人在服刑期滿釋放後，依然被軟禁。軟禁比判刑更可怕，判刑總有一個期限，連無期徒刑也有可能減刑、大赦，而軟禁卻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著離開牢獄，因為他沒有判刑，所以“減刑”、“大赦”都輪不到他，這是國民黨蔣中正、蔣經國父子最大的罪行之一。
問：解嚴之後，臺灣社會上出現許多“街頭抗議”事件，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目前的街頭抗議雖然容易發生衝突，但我們並不需要憂心忡忡，應用平常的眼光看待，與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示威遊行歷史相較，臺灣的民主政治現在只不過剛剛萌芽，就好像一個剛要學走路的小孩，重心不穩時，總會跌倒，因而對於衝突事件的發生，實不足為奇。等到人民的法治水準達到某個程度，暴力行為就難獲得支援。
西方國家的抗議方式，通常是手中高舉著牌子，把自己不滿的理由適度表示出來，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要製造別人的痛苦，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同情。至於西方國家的政府對於抗議事件，並非全部接受，他們會先請學者專家來評估衡量整體事件，如果認為要求不合理，政府不會屈服。
問：解嚴後報禁隨之解除，對於執筆者有些什麼影響？
柏楊：戒嚴期間，每個人（包括編輯、記者、作家）心裡，都有一個小型警備司令部（我們稱之為“小警總”），都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警覺，自我設限於一定的文字範疇。但往往事與願違，常有意外情況發生，碰上地雷。譬如，撿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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