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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壞都歸咎於上帝的意志或是地主和官員身上。
比如說有兩種稅，在俄國就很容易徵收。一種是養兵的稅，另外一種則是贖金。因為在俄國的歷史上，他們常年對外打仗，而且經常遭受韃靼汗國、克里米亞汗國等遊牧部落的襲擊，所以俄國人經常有被抓走販賣的可能性。
亞瑟開口道：“關於這一點，我也許可以解答，我在大學的時候，曾經主攻過俄國史方向。”
是問問鴉片貿易的事？
還是問問五口通商的事？
亞瑟學著巴克斯頓的腔調複述道：“我始終認為，不斷進步的技術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廉價勞動力的供應，解放奴隸將提升當地的消費能力，為我們的工業出口提升新的增長動力。而且就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言：從歷代和各國的經驗來看，我相信自由人的勞動一定比奴隸勞動來得便宜。在很大機率上，我們將得到市場與勞動效率的雙重提升。”
不過，雖然目前不列顛及海外領地的奴隸制度業已廢除，但我不認為這便已經是終點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議會自從1807年下令禁止英國船隻參與奴隸貿易以來，皇家海軍便一直在對西非海岸和南美海岸長期執行打擊販奴船的活動，但即便如此，奴隸貿易依然屢禁不止，特別是西班牙和法國佬的奴隸販子在這方面尤為可惡。
而前幾年開始，由於霍亂的影響，俄國境內又出現了糧食短缺的情況，所以尼古拉一世便找出了推廣土豆的老辦法。而且，他這次下的決心比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都要大。不管農民們怎麼說，他們樂不樂意種，發了種子你就必須得種。
“不，恰恰相反，打土豆戰爭是為了解決饑荒。”
亞瑟喝了口茶，忽然轉移話題道：“我方才聽伯爵閣下說，您這次回國述職後，便要隨納皮爾勳爵趕赴中國了？職務是貿易專員秘書？”
所以自從我這一次出訪了俄國以後，報紙上關於俄國的鬼話我就再也不相信了。俄國的民眾可不是像報紙上說的那樣，全都是順從、忠誠的老實人，他們也和不列顛的民眾一樣，懂得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我看來，因為這點事情便發生全國暴動簡直不可思議，沙皇要是真的可以獨斷專行，怎麼會連個土豆都推廣不下去？”
結果這個政策傳達到了地方上，農民們都對他的話置若罔聞。尼古拉一世勃然大怒之下，就打算抓了幾個影響力大的抗旨農民以儆效尤。可當地的農民知道了這件事，不僅不向當局交人，反而把當局派過去的官員給打了。
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就怪不得內閣隔三差五就要照會巴西、西班牙、法蘭西和奧地利等國，要求他們應當本著上帝慈悲為懷的態度同不列顛一起投身於廢除奴隸制的偉大事業中來了。
亞瑟從埃利奧特口中收穫了肯定的答案，但一時之間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往下接。
“嗯？”達拉莫伯爵問道：“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但這個好主意卻死活推廣不下去，不僅推廣不下去，甚至於彼得還被扣上了一個企圖毒死俄國人後給德國人騰地方的帽子。而到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她又打算故技重施，結果一樣遭到了俄國農民的集體抵制，所以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鴉片貿易這塊兒，不列顛自己國內都賣的飛起。
但轉念一想，埃利奧特的這段話說的還真挺有道理，畢竟歐洲各國海軍在戰時僱傭販奴船和海盜船作戰也不是一次兩次了。雖然這些小型武裝艦船沒辦法像大艦隊那樣在海上決戰中發揮太大作用，但襲擾不列顛的命根子——商業航線，卻是綽綽有餘了。
而從維持不列顛的海上優勢角度來看，禁止奴隸貿易和全面解放奴隸也意味著不列顛的販奴船數量肯定會大幅減少，但是如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