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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每年對市政結果搞一次民意打分是可以嘗試的。用腳投票是指要素的流動。當前資本的跨地區流動相對通暢，在招商引資的競爭下，工廠搬遷，投資設廠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此外，隨著戶籍改革的推進，人口遷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人們對各地政府及其政策的意見表達。從長期來看，這些方面力量將會逐步強化，並改善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依賴。因為老百姓的意見和資本人口的流動並不完全是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導向的，這就要求政府關心其他方面。
總之，幸福指數這個指標顯然不適合作為綜合指標，它缺乏客觀標準和可操作性。綜合指標在當前的中國顯得如此重要，一旦選擇不當將會帶來嚴重後果。民間編制一下幸福指數做個參照還可以，上升到官方層面則不可取。當前國內生產總值掛帥的體制當然需要改變，但指望幸福指數就於事無補。在短期，我們可以嘗試補充更多的輔助指標，來減少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依賴；在長期，我們更應該讓民意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是否幸福。
市場化改革與收入公平： 一項經濟調查的啟示
據說，在中國訪問的諾貝爾獎金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得知將被安排與中國領導人見面時，為了對可能涉及到的問題有所準備，這位對中國不甚瞭解的宏觀經濟理論大師決定事先向中國的同行們詢問一些基本情況。“中國的高增長率近期平穩嗎？”盧卡斯問道。當他得到肯定的答案後，他又問，“中國通貨膨脹嚴重嗎？”中國經濟學家又毫不含糊地告訴他“不嚴重”。盧卡斯想了片刻： 那中國的問題是什麼？
是啊，如果僅僅從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這兩大度量宏觀經濟健康狀況的核心指標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經濟總體上“高增長、低通漲”的黃金搭檔足以讓許多國家的宏觀調控當局豔羨不已。
偉人有言，風物常宜放眼量。中國的現狀和未來遠非短期的完美表現可以概括。經濟史一再告訴我們： 停滯會摧毀經濟增長，而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可以埋葬增長本身。顯然，對中國而言，後一種風險要大得多。
籠統地說，經濟停滯會帶來絕對貧困的威脅，而高增長的潛在危機則是出現“豐裕中的貧困”的可能性。最近，收入差距問題受到全國上下高度關注，一些改革政策陸續出臺，更根本性的舉措尚在醞釀之中。然而問題在於，持續一段時間以來要求對改革進行深刻反思的呼聲表明，如何確定根本的改革方向仍然是一個遠未達成共識的課題。
所有的問題似乎聚焦在市場化改革與收入差距的關係上。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等，讓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不滿。與此對應，很多人指出改革中問題的根源在於改革的不徹底。筆者在這裡想為後一觀點提供一些切實的證據。
筆者注意到，2005年12月1日的《社會科學報》第二版刊發了一篇題為《農民工的工作與生存狀況——來自十城市的調查》的調查報告。它是由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農民工問題在湖南、浙江和黑龍江三省的九個城市以及天津市進行調查所形成的報告。其中有一個調查專案是農民工的收入情況，附加的對比調查是城市居民的收入狀況。現摘錄結果如下：
1。 農民工（有效回答764人）：
500元以下80人，佔；500—600元144人，佔；601—800元189人，佔；801—1000元155人，佔；1001—1200元80人，佔；1200元以上98人，佔。
2。 城市居民（有效回答755人）：
500元以下152人，佔；500—600元48人，佔；601—800元119人，佔；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