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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墓中的武訓，完全罵倒，新的優秀作品還是不會產生！”
1952年，統戰部長李維漢請周培源、沈從文、馮至等人吃飯，席間，李維漢對眾人說，希望他們積極入黨，或者加入民主黨派，比如九三學社。在場的周培源迅速加入九三學社，很快成為中央委員，後又擔任副主席。對此，沈從文說：“許多過去在國民黨時代滿有辦法的人，現在還是有辦法。有些本來極本行的教書的，卻認為是為反動服務。”博物館的領導找沈從文談話，說上頭交代過，沈有條件，政治上過得去，要爭取入黨，沈從文回答：“入黨我沒有資格，還差得遠。”
黃永玉回憶，沈從文在一次談話結束時說：“我一生，從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
1964年，沈從文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北大史學系副主任週一良正率領師生於海甸區（今海淀區）掏糞，一定要這麼做才算是思想進步，我目前就還理解不夠。”
【感懷】
沈從文每讀一本書，都喜歡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或記那天的天氣，或是一點感慨。他在一本書後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
1944年，沈從文致信還在美國的胡適，報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況，他在信的末尾寫到：“我們在這裡過的是挖土種菜，磨刀生火，生活雖瑣碎，並不痛苦，但想起與生活離得相當遠的國家社會種種，卻不免難過。”
1946年8月31日，沈從文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自承“一生最怕聽打殺之類的事”。
沈從文到歷史博物館，除了鑑定文物，還當講解員。汪曾祺曾經親眼看見過沈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眾講解的情形，“心裡總不免悽然”。對於這段經歷，沈從文說：“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關於在歷史博物館早幾年的工作情形，沈從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發出的信中這樣寫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悉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說笑聲，我似乎和夢裡一樣。生活浮在這類不相干的笑語中，越說越遠。”
50年代末，沈從文在給張兆和的一封信中說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卻也永遠近於‘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極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說是一個‘怪人’，一個‘真正鄉下人’，放在任何情況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會習慣，卻是一點‘理想’，理想也可以當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實際的打算看待，但究竟還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處還是會感到一點痛苦，一點不好受，一點和人難於完全適應協調。”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解放後，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嘆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沈從文感慨道：“我們相愛一生，一生還是太短。”
【渾樸】
初到北京的幾年，沈從文對北京極為失望，他發現，當官的管什麼就賣什麼，管北京市的拆城牆磚賣，管天壇的伐樹賣木材做棺材，管雍和宮的賣雍和宮裡的東西，管故宮的將善本書抵押到銀行；財政部、外交部舉外債；買任何東西，當差的都要拿回扣，去找個朋友，門房就要伸手要錢。
看門人向來訪的客人要好處費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潛規則，沈從文發表文章的《晨報》的看門人也不例外，無論沈去領取多少錢的稿費，都要先給看門人送錢，他才肯進去通報。一次沈領了十幾塊錢稿費，看門人追著要錢，沈慌忙將支票遞給他，就趕緊跑掉了。
對於沈從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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