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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捷三曾想讓沈從文成為自己的女婿……美國學者金介甫對這種複雜的關係感到頭暈目眩，沈從文卻對他說：“並不複雜。等你深入下去，也不過是那麼幾個在當地十來個縣分管轄中稱王稱霸。我早就對於這種關係十分厭惡，所以一離開就不至於重新進入這個富貴囚籠。”
沈從文到香山慈幼院工作，熊希齡對這位同鄉兼親戚十分關心，經常同沈一起談時事、聊哲學，暢談到深夜。二人談話，往往是熊提出各種問題，沈作答。後來沈回憶此事，認為是熊是有意在考他。一次，熊不經意地問道：“為什麼你生活這麼艱難不來找我？”沈答：“我想獨立。”熊又問：“你在陳渠珍那裡不是過得挺好嗎？”沈答：“當兵6年中我眼看上萬無辜平民被殺，除了對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和殘忍的印象，什麼都學不到！你可想得到，一個機關300個職員有150個是‘煙槍’，是個什麼光景？我實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來！我想讀點書，半工半讀，讀好書去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麼下去實在要不得！”熊打量著這位年輕同鄉，連聲說：“好，好，年輕人就要有這種膽識！”
內戰爆發後，沈從文多次撰文，表示反對黨爭，反對內戰，他對國共兩黨都頗有微詞，認為內戰時“數十萬同胞在國內各處的自相殘殺”，“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
聞一多邀請沈從文參加民盟，還特地找沈談話，但沈以“不懂”婉拒。1948年，蕭乾邀請沈從文參加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刊物《新路》的籌辦，並在發起人的名單上簽名。沈看著名單，輕輕又決然地說：“我不參加。”
沈從文常說：“一個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來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幫派的活動。”
沈從文反對文學與政治聯姻，多次撰文批駁革命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過於緊密。1946年10月，沈接受《益世報》的採訪，說對一些到處“出風頭”的作家“愛莫能同意”，其中包括：郭沫若“飛莫斯科”、鳳子“穿的花紅柳綠跑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丁玲“到鐵礦上去體驗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後，把心力花費在政治上了”、“李辰冬與光未然都沾點政治氣氛”……他本意是舉例說明許多文學天才都因政治而葬送了，但卻把一干革命作家得罪了乾淨。此篇訪談見報後，引來一片攻擊、嘲諷之聲，默涵在《“清高”和“寂寞”》一文中說，沈從文與國民黨的調調一致，“關麟徵、陳立夫是準會感謝他為他們舐淨了手上的血汙的”。
1948年11月，沈從文與馮至就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有過一次爭論。
沈：“駕車者須受警察指揮，他能不顧紅綠燈嗎？”
馮：“紅綠燈是個好東西，不顧紅綠燈是不對的。”
沈：“如果有人操縱紅綠燈又如何？”
馮：“既要在這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
沈：“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
馮無言。
抗戰勝利直至解放前，沈從文寫了許多政論文章，他的立場讓“在朝”、“在野”的所有黨派都頗為惱火。巴金、李健吾擔心沈的處境，讓汪曾祺寫信給沈，勸他不要再寫這樣的雜文，還是寫小說為好。汪曾祺曾一連兩次寫信勸說老師。
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鬥地主、分田地時，沈從文應熊希齡夫人毛彥文之請，寫了回憶熊的文章《芷江縣的熊公館》，其中敘述了湘西一帶地主與佃戶之間和諧共處的民俗風情。此文日後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麻煩，被指為“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和幫閒文藝”。
50年代，全國大批武訓，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沈從文覺得這場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費力多而見功少，似乎不大經濟。即把一個導演，一個演員，並一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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