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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這個結局是必然的：他自覺地滑向了紳士階級的道路上去。文學之於他，完全是一種高雅的&ldo;趣味&rdo;。周作人大概覺得，只有在超功利的審美觀照裡，才有可能避免理性法則所給人帶來的悖論情緒。他深深體味到，在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時代，任何帶有傾向性的藝術，都必然充滿道德的說教或偏激的情緒，每種確切性的觀念都會在社會中轉變為對自己的否定的力量。這恰恰是他所不願接受的。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非人性的精神存在，只有超越罩在文學身上的充滿悖論的外在形態，藝術才會成為真正人性的東西。因此，最好什麼也不談，一談便俗。只有描繪人的趣味，人的愛好，如賞花觀月等，才可能避免這種精神上的創痛。應當承認，他對產生這種悖論情緒的邏輯秩序的認識，是具有超前性的。1975年，義大利哲學家盧哥&iddot;科萊蒂提出過&ldo;無矛盾哲學原理&rdo;，他認為&ldo;矛盾只存在於命題與命題之間，而不存在於事物之間&rdo;。[11]這與當年周作人的東方式的感悟所達到的形而上的思想是異曲同工的。但周作人把這一自我的獨特的發現僅僅運用到對社會的逃避與自我修養上，沒有像盧哥&iddot;科萊蒂把這種觀念運用到科學分析的體系中，並且把它轉化為一場思維的革命。他甚至也沒有像魯迅那樣在頓悟到人生的真義的同時，把改造社會當成自己的使命。周作人迴避歷史的前進是以悲劇為代價的這一規律，他超然於歷史之上，夢想在純粹的美的世界中捕捉人性的光輝。他的智慧由於僅僅閃現在自我的孤單的世界裡，因而始終無法也根本不可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力量。周作人沒有找到一條與他人、與社會對話的途徑，多少年裡，一直孤獨地在文學的世界中漂泊著。
於是，周作人在創作抒情散文的同時，也把視野投入到讀書尋樂之中。他涉獵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神話、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都是他關注的領域，他甚至也把相當大的精力用於讀古書、尋古趣的雜學之中。周作人讀書，一方面為了達到&ldo;知&rdo;的滿足，另一方面則是對&ldo;情&rdo;的需求。他真誠地遊歷在中國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之中，以達到&ldo;讀書明理&rdo;的目的。這使他的知識達到了同代人為之驚嘆的地步。東西方文明之於他，彷彿是精神上的祭品，既給他帶來興奮，又給他帶來消沉，他長久地躲在書齋中，編織著一個又一個的舊夢。
周作人時常醉心於神話、童話、民俗的研究裡，他一生始終關注著這些文化現象。在古代希臘燦爛的神話世界中，那種人類的原始思維以及這種思維所模塑的人神同形的理性精神，對周作人的啟示是巨大的。&ldo;希臘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還童的力量。在歐洲文化史上顯然可見。對於現今的中國，因了多年的專制與科舉的重壓，人心裡充滿著醜惡與恐怖而日就萎靡，這種一陣清風似的祓除力是不可少，也是大有益的。&rdo;[12]周作人的認識是深刻的，但他的思想只到此為止，他的神話意識不過是流露在書齋之中的精神的閃光而已。在童話的世界中，他則看到了閃現在人的童年世界的人性的力量，並且把它當作文化人類學的組成部分加以觀照。人的童心、善良意志和富有創造性的想像力，使周作人看到了真正屬於人類自己的精神珍品。他在《〈兒童文學小論〉序》中大力倡導對兒童文學的研究，以此事對抗尊孔讀經的非人道的教育。這裡，他把對神話、童話的宣傳看成陶冶人的性情的途徑，這與他的審美情趣是不無關聯的。他對安特路朗的人類學派的推崇，對藹理斯性心理學說的重視，對日本浮世繪的熱愛，等等，都是他的社會意識與審美意識驅使的結果。周作人在數以千計的&ldo;閒適小品&rdo;中，表現出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