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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學使周作人看到了藝術批評的新的視角。藹理斯的文學批評中的有鮮明個性的地方，其實也是他心理學思想中最迷人的地方。藉助藹理斯的理論，周作人在文學批評中對個性主義給予了高度讚揚。他禮讚人的性情的描寫，為青年人的情詩公開辯護。談到汪靜之的《蕙的風》時，他說：
靜之的情詩即使藝術價值不一樣(如胡序裡所詳說)，但是可以相信沒有&ldo;不道德的嫌疑&rdo;。不過這個道德是依照我自己的定義，倘若由傳統的權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確是不道德的了。這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詩的精神，用不著我的什麼辯解。……所以見了《蕙的風》裡的&ldo;放情地唱&rdo;，我們應該認為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期望他精進成就，倘若大驚小怪，以為&ldo;革命也不能革到這種地步&rdo;，那有如見了小象還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5]
我覺得，&ldo;五四&rdo;初期的文學批評中，周作人的文字是有異常的魅力的。他為鬱達夫的《沉淪》、汪靜之的《蕙的風》主持公理，駁斥道統學家的舊調，功不可沒，對詩風的常態發展，貢獻頗大。他不是從德國古典哲學的角度來闡釋藝術要義，而靠的是性心理學家那裡延伸出來的樸素的人道觀，來對抗壓抑人性的舊道德。這聲音，是動人而充滿人情的。讀周作人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常讓我想起藹理斯的文學批評視角。周作人是按照&ldo;老師&rdo;的思路，來認識藝術世界的。&ldo;五四&rdo;前後他諸多的品評作家的隨想錄，大多以性心理學的角度為基點，文章如行雲流水，訴心中欲說之言，不吞吞吐吐，直陳人道的觀點，肯定藝術中的人的合理的欲求。在周作人看來，人是生命的一種，是有情有欲的動物，只要這種情慾不危及他人，互相有利，便不算非道德的。他曾認真地譯過藹理斯的《論左拉》，那是篇很精彩的批評文字。藹理斯深入地探討了左拉的藝術精神，從社會生活、習俗、人性等角度，勾勒了左拉世界迷人的圖景。《論左拉》中的心理分析的段落是令人難忘的，他解釋左拉性格的形成原因，顯示了作為心理學家的藹理斯高超的才能。而他為左拉小說中性慾描寫所做的辯護，亦格外具有精神的穿透力。這種思想，自然也滲透到了周作人那裡。讀過了《論左拉》，再看看周作人寫下的《情詩》、《沉淪》等，便可見到內在的聯絡。周作人不是從天啟的神諭和先驗理念解釋人，而是從肯定人慾的角度，來確立人的價值。不是從史密斯和魯迅的那種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對比中，拷問中國人的氣質中非人道的東西，而是從人類的天性中去體悟中國文化落後的根源。魯迅後來熱衷於哲學、社會學，接觸馬克思主義美學，而周作人拒絕理性思辨，視野一直放在人的自由主義的解放中，實在是一種必然的結局。這其中，藹理斯的作用，大概依然存在。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提及過他的&ldo;老師&rdo;的這段話：
我很明白有許多人對於我的評論意見不大能夠接受，特別是在末冊裡所表示的。有些人將以我的意見為太保守，有些人以為太偏激。世上總常有人很熱心的想攀住過去，也常有人熱心的想攫得他們所想像的未來。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間，能同情於他們，卻知道我們是永遠在於過渡時代。在無論何時，現在只是一個交點，為過去與未來相遇之處，我們對於二者都不能有何怨懟。不能有世界而無傳統，亦不能有生命在而無活動。正如赫拉克萊多思在現代哲學的初期所說，我們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雖然如我們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息的回流著。沒有一刻無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沒有一刻不見日沒。最好是閒靜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的奔上前去，也不要對於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