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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轉入史語所考古組工作，職銜為副研究員。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參加了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單位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離開李莊，對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進行將近兩年的科學考察。吳金鼎因其間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持發掘成都琴臺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續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轉入史語所考古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於傅斯年對其輕視，加之各方面複雜的人際關係，吳沒能像他的學弟夏鼐一樣被冠以副研究員的職位，只弄了一個&ldo;技正&rdo;的帽子戴在頭上，而在科研機構，研究人員屬於正牌，&ldo;技正&rdo;卻是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同類，幾近於最為低階的勤雜人員。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報告》中就明確註明：&ldo;本所設所長一人，研究員、副研究員各若干人，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分專任與兼任。另設通訊研究員若干人……
此外，並設助理研究員及助理員各若干人，其不屬於研究人員者，則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員、事務員及書記。&rdo;[42]當時整個史語所屬於正式的研究人員總數達30人，除陳寅恪屬於兼任外，其他29人全為專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吳金鼎卻不在此列，只能與戴著非研究人員所有的一頂號曰&ldo;技正&rdo;的白皮小帽，混跡於二、三流的勤雜人員行列。在一貫重視儒家所謂&ldo;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rdo;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個&ldo;技正&rdo;的頭銜，無論怎樣掩飾和打扮，內在的含金量與外部的光芒，都無法與研究員這一&ldo;頂戴&rdo;相提並論。
事實上，就當時的薪水論，史語所的研究員月薪500元，而&ldo;技正&rdo;是技術人員中最高的職銜，月薪只有400元，這就是說，吳金鼎的晉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輩子不可能拿到與研究員同樣的薪水了。於是，吳把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對自己的汙辱與輕慢，從而對傅大為不滿並滋生了怨恨之情。山東人固有的倔犟、偏執性格與心中的鬱悶，使吳金鼎漸漸產生了拋下自己的研究事業，離開這塊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頭。當時吳金鼎正整理編寫成都琴臺永陵發掘報告，經過反覆思考，借政府決定招收知識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機，終於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濟以及所有相識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擇，並不顧眾人一再勸說挽留，懷著&ldo;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rdo;的悲憤心情，於這年年底背著正在編寫的半部成都琴臺永陵王建墓發掘報告草稿，在黎明的蒼茫夜色中，頂著漫天風雪孤獨而淒涼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1945年年初，按照蔣介石指令，號稱由10萬知識分子組成的青年軍，在短暫集中後編成9個師，以原緬甸遠徵軍總司令羅卓英擔任訓練總監，蔣經國為軍政治部主任，負責行政上的實際領導職責。青年軍的組建，為蔣經國步入軍隊高層系統並執掌軍權開啟了一條寬敞的通道。
按照國防委員會頻布的命令，徵召的青年軍各師、團分別在四川、陝西、貴州、雲南、江西、福建等6個不同地區整訓。自1945年1月1日起，四川省從軍的知識青年陸續集中，分批乘專車赴瀘縣軍營整編。直到8月初，同濟大學參軍的300多人，才開赴瀘縣203師受訓。
此時，中國軍隊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依舊沿襲清末新軍的老套路，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國藩外加&ldo;軍閥王國的始祖&rdo;、日本山縣有朋的訓導模式。而這個時候的中國文人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繼五四運動之後已發生了巨大變革，民主、自由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