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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青年學者們沒有想到，政府這一假公濟私的陰謀，被蟄居在偏僻小鎮中另一個醒著的才女林徽因以詩的形式披露出來，從而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先知先覺的神奇印象。據梁從誡晚年回憶說：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寫的唯一一首政治詩，&ldo;抗戰後國民黨利用&l;青年軍&r;鎮壓學生運動，打內戰，證明瞭母親這個&l;不問政治&r;的人政治敏感性&rdo;。[37]後來的事實大多證明瞭林徽因眼光銳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確‐‐當然，真正的悲劇是林徽因此時沒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像的範圍，如吳金鼎的參軍即是一例。
吳金鼎是在傅斯年開過徵召會議一個星期之後，突然主動提出參軍抗戰的。這一舉動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驚，但吳氏還是決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莊，獨自一人提著揹包悄悄地隨&ldo;青年軍&rdo;遠去‐‐儘管43歲的他此時已不再是青年。
作為一名留學海外的博士與成就斐然的考古學家，吳金鼎的半路&ldo;出家&rdo;，給後人特別是研究考古學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謎。由於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吳氏本人離開李莊5年之後便撒手人寰，使他這次投筆從戎的心境和緣由更顯得撲朔迷離。不過，既然他生活在李莊知識分子的群體之間，且本身還是一個頗有些名聲的大字號&ldo;海龜&rdo;，總要在流逝的歲月中遺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莊致信重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討論聘請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轉到史語所工作事宜。當時夏鼐正在家鄉溫州休假，傅斯年曾託中央博物院總幹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葉企孫的信中說道：
一、夏鼐之學問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視之（濟之前雲，既要我辦博物院，我也要留個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鬧窮，弟正在李莊（病前），對濟之雲&ldo;可拔一位過來，自郭子衡至王孤鉀，隨濟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過仍由兄決定&rdo;。濟之決定拔吳金鼎過來。
二、為考古組前途人才計，本所目下應該請他。
三、本所經費，用得超過。弟久懷疾戾，此時不敢提請大薪水之人（要來當為副研究員，其薪當在三百以上），而路費浩大，亦一問題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與濟之商定，至感！[38]
這封信除說明無論是李濟還是傅斯年，對夏鼐的才學和為人處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樣透露出吳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轉到史語所，是李濟的安排，並非傅斯年的本意。儘管吳與傅均是山東老鄉，且吳氏在城子崖的發現、發掘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在傅的心中，吳的學問與處事能力依然沒法與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敵，多少有些輕視意味。李濟的心思與傅斯年不同，儘管後來李曾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過：&ldo;自己認為生平有兩個在考古學方面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一個是張光直(南按：張乃李濟赴臺後臺灣大學的學生）。&rdo;[39]但此時李濟還是一直把吳氏作為自己學術上的繼承人來看待和栽培的，這從中央博物院在李莊期間共進行了彭山崖墓與後來成都琴臺永陵兩次大型田野考古發掘，全為吳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證明。那麼，吳離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又作何解釋？據說，李濟當時之所以推薦吳金鼎入主史語所，並不是對吳的看輕，相反則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
由於李濟擔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兼史語所考古組主任職，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響。自雲南昆明時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過多次實驗並小有斬獲。而吳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專家，對城子崖與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