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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氣氛下，我們的許多諜報官員都不敢沾美國人的邊兒，擔心日後會落個誤入美國人圈套的罪名。可我們迫切需要了解美國人的想法。透過馬勒早年在納粹德國上學時的一位同學，我們與這位經濟學家搭上了線。他倆同是一個猶太人抵抗團體的成員，曾策劃過在一次納粹展覽會上搞爆炸。該團體的大部分成員被逮捕，其中35人被殺害。馬勒設法逃到美國。他的朋友被關進了集中營，僥倖活了下來，如今是東德金融部門的一位高階官員。透過他，我們結識了馬勒。當初是想利用馬勒在戰略情報局工作時建立起的老關係。
結果發現，馬勒在美國的路子更廣。這些關係對我們一樣有用。他思想深刻，有獨立見解，仍視自己為共產黨人。華盛頓不少身居要職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應我們的請求，他帶著一封杜勒斯的介紹信徑直到美國駐西德大使館登門拜訪大使和駐柏林的美國使團長。最有價值的是，他向我們介紹了當時任西德德意志內部關係部長（即與東德打交道）的萊麥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他是外國報社駐柏林的記者）與一些諜報機構的關係，從位於法國和瑞士境內的諜報機構一直到俄國諜報機構。我從來沒有拿萊麥爾這方面的材料做過文章。不過在我保險櫃裡有一份他簽過字的與克格勃合作的保證書。馬勒很有錢，從來不要我們付給他工作報酬，只肯接受我們報銷他用於工作的開支。他把這項工作比喻為暴露西方的陰暗面。
馬勒主要蒐集歐洲地區的情報。克拉維爾雖然派駐德國，卻對美國國內諜報機構的情況十分熟悉。他是一個逃到美國的學法律出身的德國人。起初他在美國當律師，後來加入了戰略情報局。目睹西德境內的納粹戰犯逍遙法外，他內心憤憤不平，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學家透露了他了解到的內幕。我們答應永遠對他妻子保密後，他才同意為我們工作。他的妻子是西德人，用他的話說，與東德不共戴天。克拉維爾並不拒絕我們給他錢，而且用這筆錢在瑞士建了一棟房子，準備退休後住。紐倫堡審判期間，他是檢察官的助手之一，為起訴德國鋼鐵大王克虜伯的案子做準備。當年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崛起正是靠了克虜伯雄厚財力的支援。戰時納粹戰爭機器也是因克虜伯的支援才得以運轉。克拉維爾擔心納粹主義在西德悄然復活，所以答應幫助我們。看到昔日的納粹分子戰後紛紛回到司法、產業和金融部門官復原職，他感到忿然。
克拉維爾的猶太血統對他的政治觀點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將審判克虜伯一案以及以色列審判艾希曼一案的全部經過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給了我。從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父親的影子。父親當年從人道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深受自己是一名猶太血統的德國人的影響。克拉維爾還是大名鼎鼎的記者李普曼的朋友。李普曼與甘迺迪家族關係密切。甘迺迪與赫魯雪夫舉行首腦會議前，李普曼和克拉維爾聊天時告訴他，甘迺迪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持強硬立場。克拉維爾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我們。我們又轉告了莫斯科。至於是否對這次會談產生了影響，我不得而知。在這次首腦會議上，結果赫魯雪夫的態度比美國人還要強硬，令甘迺迪猝不及防。
我極為重視從外國記者和專欄作家那裡得到的訊息。他們常常比西方外交官訊息更靈通，觀點也不那麼僵硬。過去幾十年裡，我們曾試過在英美記者中發展耳目，可一直沒有得手。為我們做事的都是德國記者，而且大多來自不甚重要的報社（我們覺得直接在東德的記者中發展間諜不妥。不過東德通訊社和各家報社在國外的分社社長一般需要同我們駐外使館中的諜報人員通報情況）。我不像反諜報機構的首腦，並不反感外國記者在我國各地跑來跑去。我覺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騷擾外國記者的做法弊多利少。這批外國記者很有可能個個是間諜。我們應當設法用假情報迷惑他們，牽著他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