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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我們已確知，東德境內的所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要麼被我們變成雙重間諜，要麼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的人。他們根據我們的指令，向美國人提供經過仔細篩選後的情報或假情報。我們是透過中央情報局內主管東德的官員霍華德瞭解到的這一情況。中央情報局將福爾肯召回總部，獎勵他在東德工作成績卓著時，他倆見過面。霍華德從福爾肯那裡得知，中央情報局在東德境內只有6至7名間諜。這幾個人全部是我方佈下的誘餌。日後中央情報局自己也證實了這一點。東德垮臺後，它坦承以前在東德的特務都受國家安全部的操縱。
1987年至1988年期間，霍華德訪問了東柏林，並向外國情報局主管他的官員詳細介紹了中央情報局的活動以及它所側重的東德軍事設施和研究機構。此時他已住在莫斯科，受到克格勃的保護。從他這裡我們第一次得知，中央情報局有一個名單，上面列有東德經濟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果他們中間有人申請訪美簽證，美國國務院的領事部門會把他或她的名字轉給美國的諜報機構，然後輸入一個巨大的資料庫裡。此人訪美期間，受到監視的電話、傳真或電傳中只要出現此人的名字，地方當局都會錄下音，然後交給中央情報局加以分析。東德因搞竊聽和特務活動臭名遠揚。然而由於受到技術條件的限制，跟美國人比，我們在這方面自嘆弗如。
美國諜報機構體制上的弱點之一是，它極易受到政治壓力。艾姆斯一案突出反映了這一點。近幾年來，中央情報局局長一職有點像是一支職業足球隊的教練，一個賽季沒打好就被一腳踢開。這純粹是做給人看的，為的是使公眾覺得改換了門庭。幾年後，新換上的人又被斥為無能。任何一個諜報機構都不可能靠這種辦法改進它的工作。發生重大叛逃事件或內部有敵人間諜時，尤其需要保持領導班子的連貫性。我從來不認為大批撤換人員就可以解決問題。
施蒂勒叛逃後，我只建議撤換他的頂頭上司一人。無論是我還是國家安全部部長都沒有受到要我們辭職的壓力。我們辭職又有什麼好處？還不如大家留下來齊心協力找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辦法。順便提一下，我覺得中央情報局的人好像從來沒有坐下來認真研究過如何亡羊補牢。中央情報局裡的有些部門，尤其是主管蘇聯部門的諜報活動簡直讓人替他們捏一把汗。倘若霍華德叛逃後中央情報局在其內部進行徹底調查，或許可以早一點發現艾姆斯。
遇到像艾姆斯這樣的事曝光，諜報機構如果屈從無知的政客的壓力撤換首腦的話，對自己毫無好處。我內心深處一直很同情海倫布羅赫。因為蒂德格的叛逃，他這個西德外國諜報首腦被迫下臺。此前任聯邦憲法保衛局局長的海輪布羅赫接管外國情報局的時間並不長。他同西德新總理的某些顧問（尤其是金克爾）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蒂德格事發後，他成了替罪羊。其實問題出在他的前任用人不當，而且情報局內缺乏一項諜報機構應有的嚴密防範措施。
冷戰時期我與美國人是冤家對頭，最後竟以與哈撒韋會面這一古怪的結局收場。我任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33年裡，美國一直是一個遙遠而且充滿敵意的國家。我們仿效蘇聯同事，用&ldo;頭號敵人&rdo;這個詞形容美國。在莫斯科眼裡，因而也在我們眼裡，美國是一切帝國主義邪惡的發源地。但我個人對美國並不懷任何惡意。當然，對麥卡錫參議員的瘋狂反共活動以及中央情報局在拉美地區乾的壞事，我不僅知道，而且深惡痛絕。不過因為從小在一個開放的國際環境下長大，我沒有像許多社會主義者那樣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熱症。我對美國的瞭解源於羈旅莫斯科時從美國朋友那裡聽到的情況，在柏林當廣播電臺記者以及採訪紐倫堡審判時的親身經歷，外加每日必讀的西方報刊。當然，我是帶著厚厚的意識形態濾色鏡閱讀這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