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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應該怎麼解釋這一切？第一種說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蘭特的政府遇到麻煩開始打起自由民主黨的小算盤，轉而支援基督教民主聯盟。他已經開始與科爾碰頭會晤。也許是這樣。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諾勞出於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暫時按兵不動，等待紀堯姆自我暴露，然後掌握確鑿證據。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根本不應當讓紀堯姆繼續留在勃蘭特身邊這個敏感的位置上擔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蘭特的話，首先會對根舍大發雷霆。
事實上，從西德反諜報機構告訴根舍他們正在監視紀堯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證據外，半點新證據也沒找到。整整一年，紀堯姆繼續可以看到絕密檔案。此案的知情人對西德總理身邊有一個間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他接觸他們本應保護的國家機密。雖然埋下乾柴的是我們，劃著名火柴點燃了這場將勃蘭特燒得通體鱗傷的大火的卻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克爾。而且火起之後，他們不是急於滅火，而是隔岸觀火。
紀堯姆被捕後，根舍在議會上聲稱，挖出了整整一個間諜集團。為了掩飾自己在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謂良苦。只有這樣說，才能解釋為什麼遲遲沒有逮捕紀堯姆。我現在已沒有任何隱瞞的動機，在此可以宣告，所謂的間諜集團純系子虛烏有。紀堯姆夫婦是一對獨往獨來的間諜。
收到克里斯特爾的報警後，我們指示她和紀堯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動。為什麼沒有馬上把他們撤回東德？無疑，這是我們的一步失著。除了疏忽大意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我曾反覆思考過要不要撤回紀堯姆夫婦。鑑於監視克里斯特爾的手法十分拙劣，我們誤以為西德方面眼下並沒有對她丈夫起疑心。萊貝爾現在已任國防部長，並建議克里斯特爾到他的辦公室任助手。我們知道為此她會受到嚴格的安全審查，因此把她受到監視當成萊貝爾調她去他的辦公室工作的結果。最後我們讓紀堯姆夫婦自己根據情況隨機應變。如果他們覺得處境危險的話，可以馬上溜回東德。倆人都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於是我們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時間。這時我向米爾克作了匯報。前面已說過，我與他的關係很一般。為了不讓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門，重要的間諜均由我直接抓。只有當我們的計劃有可能危及國家領導人時，我才徵求上司的同意。鑑於紀堯姆的位置政治上極其敏感，通報國家安全部部長顯然是明智之舉。米爾克同意，現在最好是坐以待觀。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把這件事告訴昂納克或其他人。
一連幾個月毫無動靜。1974年2月，紀堯姆夫婦建議恢復秘密工作。我主張再冷卻一段時間，等到秋天再說。
當年4月，紀堯姆在法國南部度假時，第一次覺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後面跟了整整一串法國和西德密探的車子。但他開車穿過巴黎和比利時返回西德時，尾隨的車子不見了。此乃天賜良機。他憑著直覺和受過的訓練本應意識到，此時不逃，更待何時？！此刻主動權仍操在他的手裡。
紀堯姆夫婦於1974年4月24日被捕的訊息傳出後，我大吃一驚。在機場候機時聽到這一訊息的勃蘭特也是一樣。當時他剛結束對埃及的訪問，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紀堯姆落網時的表現可謂大義凜然，不過卻不是我們期待手下的間諜在這種情況下應作出的反應。西德警方凌晨來到紀堯姆家，向他出示逮捕證時，他大叫：&ldo;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和軍官，對我放尊重點！&rdo;
這句話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等於還未聽到自己的罪名是什麼就供認了有罪。有了這句話，西德反諜報機構和刑事部門得以避免因缺少確鑿證據而可能引起的尷尬。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百思不得其解。1981年紀堯姆回到東德後，經上面同意開始撰寫回憶錄。他在書中解釋說，當時是凌晨，兒子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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