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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情報首腦偶爾吐露真言時也沒人相信。我在這裡可以明言，在我們的檔案裡尋找勃蘭特的那批挪威檔案不會有任何結果。我這樣說不是因為它們在1989年被銷毀了。柏林圍牆倒塌後，人心惶惶。大批檔案被銷毀。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檔案根本輪不上立即銷毀的份兒。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壓根兒就沒有看見過它們。檔案裡又怎麼能有？我們對此事的一知半解還是西德方面在紀堯姆的審判中無意洩露出來的。與原件的豐富內容相比，我們聽到的不過是隻鱗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諜報機構完全有理由對紀堯姆的活動產生懷疑。一名反諜報官員在處理另一樁案子時，注意到了紀堯姆這個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紀堯姆是格羅諾的朋友。雖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兩人之間有聯絡，可紀堯姆這個典型的法國名字總是在他腦海里時隱時現。尤其致命的是，與格羅諾在西柏林同時被逮捕的那個來自東德的聯絡員違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規則。他身上帶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幾個關鍵的字，以備遺忘。其中就有紀堯姆的名字。記下紀堯姆是因為我們讓他敦促格羅諾斷絕與紀堯姆的聯絡。我們當時感到他們兩人過於接近。

紀堯姆最終還是栽到了他這個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爾茨的話，或許還能逢凶化吉。禍不單行，另一起巧合徹底斷送了紀堯姆。這位注意到幾起案子中均出現紀堯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諜報官員一天在餐廳吃飯，恰好與一位專門研究收信人身份不明的無線電訊的同事坐在了一起。兩人聊起最近的工作。這一偶遇決定了紀堯姆的命運。

50年代期間，我們情報局使用蘇聯在第二次大戰中用過的密碼方式與海外的間諜聯絡。每份電文以一個數字開頭。這個數字代表我們的某個間諜。西方情報組織借用電腦早已破譯了這套密碼。一旦知道每個數字代表我們潛伏的一名間諜，就可以對截收的電文進行登記，歸類。電文內容先記錄下來，最終也被破譯。對每個收報的間諜都建立了檔案。敵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報人的阿拉伯數字代號換成具體的人名。

1959年，我們瞭解到這一情況後，馬上改換了密碼和發報方式。同時還做出規定，發報時不得提及具體人名、地名和或接頭時間。我們重新審查了一遍發給海外間諜的所有電文，確信給紀堯姆夫婦的電文沒有露出半點蛛絲馬跡。可惜，我們忽視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視為重要的日子裡發出的例行祝賀電文。德國人很看重這類日子。對我們的間諜來說，這意味著他們是我們這個大集體中的一員。假如我們在這些事上不這麼認真，西德恐怕永遠也發現不了紀堯姆。

1957年，西德截獲了發給一個代號為g的間諜的幾份電文。第一份祝賀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賀g的妻子的生日。最後一份說：&ldo;祝賀第二個男人。&rdo;16年後，在科隆的那家餐廳，始終換而不捨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電文的那位西德官員聽了同事的介紹後，猛然想起有一個代號叫g的間諜一直沒有破獲。此人50年代末開始活動，與社會民主黨有聯絡，而且還收到東德頭頭們的祝賀電文，顯然不是什麼等閒之輩。

監聽無線電通訊的這位官員找出檔案，查到了這幾份吊人胃口的電文。那份用隱晦語言提到第二個男人的電文最令他頭疼。其實這份電文是祝賀紀堯姆夫婦第一個，也是惟-一個兒子皮埃爾的出生。兩人為了搞清第二個男人指的是誰冥思苦想了好一陣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倆仔細查閱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人事檔案。查到格羅諾一案時，果然看到了紀堯姆的名字。即使到了這一步，紀堯姆仍有一線生機。後來我從西德反諜報機構裡的頭號鼴鼠庫龍那裡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員否決了g可能就是紀堯姆的說法。理由是他只有一個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