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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時半，唐君堯指揮張學良的警衛部隊，對蔣介石進行武力挾持的兵諫行動，造成蔣介石衛隊的嚴重死傷，但是卻平安的將蔣介石軟禁。而楊虎城的部隊，同步出動，逮捕所有在西安與蘭州的中央軍政要員，張學良的這個大膽行動，立刻震驚了整個中國以及國際社會。

張學良與楊虎城聯手發動兵諫，成功挾持蔣介石之後，立刻成立抗日聯軍，並且公開發表了八項主張，這八項的主張如下：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個黨派人士。二、停止內戰。三、立即釋放所逮捕的上海抗日領袖。四、釋放一切的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七、確實遵守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張學良並且致電南京，保證絕無加害蔣介石的意圖。

南京國民政府接到張學良兵變訊息之後，立刻亂成一團，主張立刻派兵圍殲張學良的強硬派，竟然是以蔣介石的莫逆之交、當時的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蔣緯國既是他託蔣介石收養的兒子）及蔣介石最為親信的何應欽為首，主張以交涉談判解決的溫和派，以蔣介石的姻親孔祥熙、宋子文為主。由於張學良既然保證對蔣介石的安全，又主張擁蔣抗日，要與南京舉行會商，戴、何等人實在不必急著以武力討伐張學良，因為這樣的做法，其實是有逼張學良在情急之時，對蔣下狠手的用意。在宋美齡的介入之下，中央軍雖然展開對關中&ldo;叛軍&rdo;的包圍，但是暫時採取等待攻擊的策略。

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在得知蔣介石被俘的訊息之後，簡直是高興得不敢置信，毛澤東力主要將蔣介石加以公審處決，以報復這些年來，紅軍與蔣介石的血海深仇，紅軍將領葉劍英等人，更是認為這是報仇的天賜良機，絕無放過蔣介石的道理。不過周恩來、張聞天卻認為，假如蔣介石一旦死亡，中國必定重新陷入內戰之中，日本更可以輕易的滅亡中國，而紅軍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也就不可能實現了，因此兩派爭議不休。

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傳來史達林對中共親自下達之最為明確的指示，嚴厲的批判張學良西安事變的錯誤行動，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絕對要設法盡一切的力量，協助釋放蔣介石，否則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會崩潰，而蔣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違抗這個指令，莫斯科將會斷絕與中共一切的關係。

這就是史達林過人的謀略，因為蘇聯知道，在當時，只有蔣介石能夠領導中國對抗日本[6]，假如蔣介石一旦被處死，中國必然出現內戰的大亂局面，中共的紅軍也許會有發展的機會，但是在相當的時間之內，絕對沒有人能夠取代蔣介石與日本對抗的能耐，這樣日本可能順利地征服中國，一旦日本徵服中國，蘇聯就要面臨日本更大的挑戰。

所以史達林固然恨死蔣介石親共與圍剿紅軍，他也希望毛澤東能夠獲得勝利，但是史達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歷史選擇上，蘇聯現在最需要的是蔣介石，在必要時，蘇聯寧可犧牲毛澤東。因為史達林已經明瞭蔣介石抗日的決心，以及瞭解蔣在中國已成為無人可代之的領袖，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日，蘇聯就要付出無法想像的代價來對付日本。所以史達林對中共中央，發出最為嚴厲的指令，務必全力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史達林隨後還釋放了在西伯利亞被勞改多年，蔣介石的獨子蔣經國。在權衡利害之後，中共中央終於決定接受史達林的指令，派遣周恩來等人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善後的接觸。

而日本的反映，則是顯得過渡的自信，日本政府與軍部，嚴令日本不可介入西安事變，因為日本相信，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劣根性即將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會造成中國內部的警惕而團結對外。日本人相信，無論從南京到各個地方的勢力，絕大多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