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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蘇松地區賦稅重於他地，人不得官戶部，是朱元璋留下的問題。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時，據說：「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指張士誠)，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懲一時之弊。」 「初，太祖寶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 。後雖稍有減免，但蘇松等地的田賦仍遠遠高於他地。實際受害的當然是普通農民。限制蘇松人在戶部做官，則是戒於「浙江及蘇松二府為財賦之地」，而「戶部胥吏，盡浙東鉅奸，窟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握算，視長官猶木偶」 。江浙地區是明朝經濟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東人掌握財政大權造成威脅。這是一種歧視政策。它不僅給江浙農民帶來禍害，而且不利於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賦往往成為無賦。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賦，不僅有利於國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確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佔腴田，蠶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對僧道佔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費，餘田入官，均給平民」 ，也無疑是一樁愛民之舉。

建文帝受攻擊最甚的莫過於變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為控制中央大權對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調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罷中書省，廢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權，「事皆朝廷總之」 。朱元璋戒諭子孫：「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建文帝不顧祖訓嚴禁，以齊泰為左丞相，黃子澄為右丞相 ，「閫外事一以付泰」 。這在維護舊制，視祖訓為神物者看來，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復皇考之舊」，「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 。這不僅是為藉助於保守勢力，使篡權師出有名，也是為了維護專制主義皇權。

改官制，終建文四年一直沒有間斷。有些官制的改變無關緊要，意義不大，或僅僅改變了名稱。但有些改變，則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書僅二品，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級，其目的是壓抑大臣，以保證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天子之威福無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處置，從罷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開創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殘和汙辱。所謂「血濺玉階，肉飛金陛」，「君之視臣如狗彘」 。史仲彬、樓璉曾以「安靜祖法」為言，反對改官制。建文帝在樓璉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於五府耶？祭酒猶在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當以更定為是。群臣勿復言。」　他不滿於六部尚書低於五府官，祭酒反低於皇帝的養馬官，至少要他們地位相等。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顯示他無意把權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讓他們去做事，尊重他們的地位，這與朱元璋的極端專制主義是大相逕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書中曾說：「祖訓雲，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不許立丞相。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雖不立丞相，欲將六部官增崇極品，掌天下軍馬錢糧，總攬庶務，雖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書齊泰等，不知朝廷。」　這段話生動地說明瞭建文改制的情況和建文帝與朱元璋、朱棣對待大臣的不同態度。

洪武時，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們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