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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順從「天理」。
比如說「刀耕火種」，在此之前並沒有其他生命教授人（類）那樣做，是人（類）自行領悟並加以沿用的，簡單地說，即文明發展的必然過程，它是不會因為個別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人在發展文明的同時，勢必會出現刀耕火種的階段，以擺脫茹毛飲血的舊習俗。
國家亦是如此。
從最初的部落，到後來的氏族，再到多氏族的國家，再到如今天下的各國，它的行程與發展，其實是有一種必然的趨勢的。
人不可超前，也不可保守，順從文明發展的趨勢，順勢而為，也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主張。
關於這件事，鶡冠子拿法家思想舉了例子。
法，古代歷來就有，但那時的法是不完善的，說白了全部都君主、貴族說了算，我說你犯法就是犯法，弱勢群體毫無反抗之力。直到鄭國國相「子產」鑄造「刑鼎」，將國法公佈於眾，法才逐漸完善，被世人所知。
而在此之後，法很大程度上成為了約束強勢群體的枷鎖。
那麼試問，既然「法」的出現是為了約束王族、公族、貴族，為何鄭國的王族與貴族要推行它呢？
很簡單，因為此前不公平的「法」，遭到了相對弱勢群體——即新興地主與貴族的強烈反抗，新舊貴族階級因為利益糾紛產生了強烈的衝突，使得國家出現了動盪，迫使子產鑄造刑鼎，將「法」公開化，緩解階級矛盾。
所以說，法的完善與公開，也是文明發展的必然，而由此誕生的法家思想，它也是會必然出現的。
而鶡冠子想要告誡趙主父的，即莫要像曾經鄭國那些抗拒「刑鼎」的舊貴族那樣，對「新事物」的出現持抗拒心理，而是應該豁達地去接受它，因為很多「新事物」的出現，是（文明發展）所必然會出現的，它不會因為個別人的阻撓就終止或者消失。
在鶡冠子講述這段時，蒙仲在旁亦是仔細聽著。
不過，由於他也是道家弟子，並且也從他老師莊子那邊聽過類似的言論，因此鶡冠子所講述的那些，倒也沒能使他感到有多麼新奇——畢竟這就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主張。
唯一感到新奇的，即鶡冠子對於「無為」的重新定義，他在道家無為治國思想中加入了法家思想，將「無為」定義為「法規律而治」、「法制度而治」，即先制定良好的法制秩序，再來實現「無為而治」。
比如說，鶡冠子認為應該嚴格規定國家的新政體制，伍（五）家為伍、設伍長；什（十）伍為裡，設裡司；四里為扁，設扁長；十扁為鄉，設鄉師；五鄉為縣，設縣嗇（sè）夫；十縣為郡，派士大夫守衛。
在此基礎上，伍長、裡司、扁長、鄉師，到郡大夫，再到柱國（將軍）、令尹（國相），逐級負責告奸、舉賢、行教、布令，且按規定向上匯報，而君主也逐級下達命令。
鶡冠子稱此為「天曲日術」，可以讓「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
不得不說，鶡冠子的這套國家體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楚國制度的影響，但它卻比齊桓公、管仲時期的齊法更嚴密，比商鞅治秦的法度更具體，將道家的「法天地而治」轉化為「法制度而治」。
縱使是蒙仲，亦獲益良多。
「蒙仲，你覺得如何？」趙主父笑問蒙仲道。
蒙仲想了想，回答道：「鶡冠子所說的「法制度」，在下理解為，使國家形成一種良性的秩序……」
「秩序？」鶡冠子聞言眼睛一亮，笑著稱讚道：「這個詞用得好。」
的確，他所主張的法制度，其實就是使國家形成一套良性可持續發展的秩序，而在此基礎上，君主就能實現「無為而治」。
必須承認，此前道家「無為而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