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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孟子&ot;性善&ot;論有一個不小的漏洞,即他只看到人性的&ot;善&ot;的一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ot;惡&ot;的存在,卻無法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既然人性都&ot;善&ot;,那麼&ot;惡&ot;的根源在哪裡?因此,當時就有人提出反對,荀子的&ot;性惡&ot;論便是直接針對孟子&ot;性善&ot;論而發的但&ot;性惡&ot;論與&ot;性善&ot;論同樣面臨著理論難題:無法解釋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ot;善&ot;的事實所以後來又有人試圖在&ot;性善&ot;&ot;性惡&ot;兩者之間進行調和如西漢的董仲舒、揚雄,東漢的王充揚雄主張&ot;性善惡混&ot;,王充主張&ot;性有善有惡&ot;,即在孟、荀之間進行了折衷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董仲舒的&ot;性善情惡&ot;主張這種&ot;性&ot;、&ot;情&ot;二元論是在不觸動孟子&ot;性善&ot;說這一權威結論的前提下,適當地吸收和改造了&ot;性惡&ot;論而形成的王充《論衡&iddot;本性篇》引董仲舒之言曰:
董仲舒覽孫(荀)、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ot;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ot;
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學說改造儒家傳統文化,倡&ot;性陽情陰&ot;&ot;性仁情貪&ot;即&ot;性善情惡&ot;說,這一主張後來被東漢官方神學寶庫‐‐《白虎通》吸收《北史》
卷63《蘇綽傳》載《六條詔書》論治人之心曰:&ot;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ot;這顯然是接受了董仲舒的論點
儒家人性說,在兩漢以後再也沒有什麼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儒家哲學經學化以後,成為僵死的教條,章句、訓詁代替了對儒學義理之探討,記誦之學代替了自得之學這不僅使儒學再也沒有什麼發展,而且給儒學的統治地位帶來了全面的危機其次,歷經魏晉南北朝直到隋唐,先是玄學,後是佛學極其興盛,士大夫在這兩者之中找到了哲學思辯的話題如魏晉時代的&ot;有無&ot;、&ot;本末&ot;、&ot;才性&ot;、&ot;體用&ot;之辯,今當時計程車大夫如醉如狂;而佛學中高超精緻的心性理論,對士大夫也頗有吸引力,特別是禪宗的理論體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韓愈&ot;睹儒家之積弊,效禪侶之先河,直指華夏之特性,掃除賈、孔之繁文&ot;[注],進行儒學革新他在《寄盧仝》詩中說:&ot;《春秋》三傳來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ot;表明對章句訓詁不感興趣,而著重對儒家文化內在精神的發明,建立儒家的心性之學,以與佛學相抗因此,他特別重視《禮記》中的《大學》一篇在《原道》一文中,他徵引《大學》說: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試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指明儒學有體有用,異於佛、老之空虛不實韓愈對《大學》的推崇,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評價說:
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於此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又觀退之《寄盧全詩》,則知此種研究經學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稱獎之同輩中發其端,與前此經詩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