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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克太原後向北京進軍途中，李自成發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詔書，全文如下：
&ldo;上帝鑒觀，實惟求瘼。下民歸往，只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鑒往識今，每悉治忽之故。諮爾明朝，久席泰寧，寖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紈絝，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徵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鹹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於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爾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闢，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惟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於宗工，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於君父，廣貽谷於身家。永昌元年謹詔。&rdo;(80)
這份幸而流傳下來的大順政權詔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實際上是起義農民嚮明王朝發出的一份最後通牒式的勸降書。詔書全面地揭露了明廷的極度腐敗，指出這個朝廷維護的只是貴族、大地主階層的利益，天下的財富都落到了宗紳（明宗室和官僚）、公侯、宦官的手裡，對於平民百姓卻&ldo;徵斂重重&rdo;，造成了&ldo;閭左之脂膏罄竭&rdo;。這就迫使人民起來同他們拼命，即所謂&ldo;民有偕亡之恨&rdo;。接著，李自成莊嚴地宣佈：&ldo;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鹹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rdo;。表達了他和廣大群眾具有共同的命運，要把農民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為了減少進軍中的阻力，詔書給朱由檢指明瞭出路，要他&ldo;度德審幾&rdo;，看清形勢，及早投降。詔書的革命性是顯而易見的。
過去有的史學著作，在&ldo;君非甚暗&rdo;一語上作了不少分析，似乎認為在李自成眼裡，崇禎皇帝也不那麼壞，主要是大小臣工為非作歹，把大好山河弄得烏煙瘴氣。這種看法是不夠全面的。因為既然目的在於勸降，語氣上就不能不稍留餘地，如果把朱由檢說得昏暗已極，勸他識時務就成了對牛彈琴。詔書中沒有涉及&ldo;三年免徵&rdo;一類的革命政策，是限於詔書本身的針對性，不能認為它比崇禎十六年發布的《剿兵安民檄》倒退了一步。就精神實質而言，後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當然，我們並不諱言，詔書中存在一些消極成份，主要表現為天命論。這雖然同詔書起草人的遣詞造句有關(81)，但畢竟反映了李自成作為一位舊式農民革命領袖所無法超越的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不過，對詔書中的天命思想也需要分析，它明顯地繼承了&ldo;天心視我民心&rdo;的進步思想，還出現了這樣的句子：&ldo;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rdo;，對天皇老子也不無微詞。可見借&ldo;天命靡常&rdo;，&ldo;帝心已改&rdo;作文章，主要是為了抹去朱明王朝正統地位的神聖光圈，為大順政權取而代之作輿論準備。
永昌元年詔書發布的前後，大順農民軍就按照原定部署，以排山倒海之勢向畿輔地區進軍了。
第七節 寧武之戰和勢如破竹的進軍
寧武之戰是大順軍渡河東徵以後，佔領北京以前進行的唯一戰役。這裡的守將明總兵周遇吉十分頑固，驅使士卒據城抵抗，最後落得個兵敗身死。正是由於周遇吉逆潮流而動，在一片倒戈聲中敢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