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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的北京政治,似乎正面臨一個轉變的臨界點。不僅政治逼迫學者出頭,許多方面也在主動試探機會的有無,而且各既存勢力也在探索改組或重組。以顧維鈞為代表的一批相對獨立的技術型政治人物,是各方面爭取的物件;以前不怎麼介入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儼然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1921年,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就試圖組織一個研究社會政治狀況的團體,由林長民(宗孟)出面勸顧維鈞發起,但許多人不夠熱情,事未成。而胡適、丁文江等英美留學生自己於1921年5月間(正式定的成立日是6月1日)卻成立了一個小型而不公開的「努力會」,明確了「講學複議政」的宗旨,即在發展各自職業的基礎上「謀中國政治的改善與進步」。丁氏本是追隨梁啟超的,這次卻顯然沒有將此事告訴研究系;同時胡適這邊卻請了蔡元培和王雲五等少數非英美留學生參加,可見胡適在其中的主導作用。[44]
1922年春,研究系又開始活動,這回他們先說動了羅文幹,並由羅去說蔡元培等北大人。羅先說服王寵惠,責備王「不宜太消極;宜發表對於現今各重大問題之意見;可先以一雜誌發布之」。王同意後,羅再找蔡,蔡也同意。但蔡是老革命家,又是學兼新舊的北大校長,一旦出山,立刻就掌握了實際的主動權。當討論合適的人選時,羅提與梁啟超親近的蔣百里,蔡勉強接受。羅再提胡適、蔣夢麟、顧孟餘等北大人,蔡均贊成。羅又提林宗孟,蔡即以其為研究系頭領,不宜拉入。林氏同時自己也去找胡適,胡「不曾答應,亦不曾拒絕」,回來馬上問蔡元培。蔡立刻發現此事「主動者全是宗孟」,於是決定以後取不合作態度,再來說就擬謝絕之。[45]
可見這一次是蔡元培等人不容研究系,因研究系以前與各軍閥關係較深,時人頗以為屬於已「落伍」的一邊,更不用說梁的進步黨與蔡的國民黨曾是對頭。胡適就認為:「此事終宜慎重。研究系近年做的事,著著失敗,故要拉我們加入。結果有兩條可能:或是我們被拖下水而於事無濟,或是我們能使國事起一個變化。若做到第二條,非我們用全副精力去幹不可。」但胡適覺得他們這些教授甚忙而林宗孟等極閒,則「誰占上風,已不言而喻了」。又可知蔡、胡等人還是先考慮派別利益。由於研究系不見容於人,這就成為胡適後來出頭的引子了。林宗孟等又於4月26日直接去見蔡元培,蔡主張不組織團體,可發表意見,也可以有人出來主持裁兵。林等就擬請胡適起草宣言,胡適既然有上述的看法,沒有接受。[46]
但是研究系的這些活動顯然使各方都開始活躍起來。此時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在進行,胡適的朋友如李大釗、丁文江等都與直系的吳佩孚一派有相當多的接觸和聯絡,胡適自己也參與一些接觸。他們在直奉之間是明確傾向於直系的。而努力會的活動也開始具體起來,首先是決定出版主要議政的《努力週刊》。胡適為此刊寫的《努力歌》中說,「你和我」這樣的人如果不出來努力,中國的事就沒有希望了。而「你和我」的定義即「自命為好人者」。歌中又說:「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國再造了!」這個調子與胡適的《炸彈》詩沒有多大區別,更有意思的是與他後來頗看不上眼的北伐時之標語口號也沒有什麼大的區別。[47]
《努力歌》雖然是喊口號,胡適卻在考慮寫一篇能代表同人意見的務實正論,擬名為《我們的主張》。他再三考慮後,決定以南北和會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這是最切實的主張」。這是胡適論政的「本文」了,所以甚為認真。由於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一直寫到半夜才完稿。文章本是想專為《努力》做的,寫完後胡適意猶未盡,忽然想到「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商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