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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胡適與不少他的同時代人一樣，不過是一種遊移於中西文化之間的邊緣人。故有人看見他中國的一面，有人看見他西方的一面。不可否認，因為胡適有意要扮演「外國傳教士」的社會角色，他的西方一面表現得要充分得多。實際上，正如傅斯年所說，胡適在安身立命之處，仍是傳統的中國人。據唐德剛先生回憶，晚年在美國與胡適來往的青年後輩，多半還是稍微有點舊學修養的。完全西化的第二三代華裔，與「一輩子『西洋文明』不離口」的胡適，反而無話可談。[40]這是胡適那種中西之間邊緣人的最佳體現。其本不夠西，也無法真正接受什麼全盤西化。而西方人內心並不承認這些專講西方文明之人為平等（表面上的承認是不算數的），又是這類人最覺尷尬之處。
魯迅在20年代所輯的舊派挖苦新派的言論中有一條說：「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麼？為什麼你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間邊緣人的窘境。他們雖然在中國總是說西方好，儼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卻並不將其視為同類。世界主義者的胡適其實進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也是羈旅異邦的唐德剛先生即頗能領會這中間的微妙。50年代胡適有點落魄時，唐先生曾建議胡適讀過書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當道」聘用胡適教漢學研究，可是對方「微笑一下」反問道：「胡適能教些什麼呢？」那種對胡適敬而遠之、其實也不十分看得起的訊息在微笑中表露出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嘆謂：「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像北大那樣］把胡適看成胡適啊！」[41]許多與胡適一樣提倡世界主義的非歐美人，的確願意把西方當作他們的「世界」，可是這個「世界」卻沒把他們看作「世界公民」！
50年代的美國人尚且不能在內心裡平等看待胡適這樣的常春藤名校畢業生，在20年代中外談判桌上的西方人有何種表現，就不難想見了。因此在那個時候，任何人談政治談到中外關係問題時，都不能避開或必須回到文化層面上去。胡適所看到的帝國主義對華侵略表面上的緩和，其實也由於列強中多數認為領土的掠奪已不太可能（日本仍例外），具體的權益既然已由條約所保證，於是雙方的爭鬥在表面上集中在條約的修訂及廢除與否之上。進而言之，由於許多條約「利益」已是想像多於實際，仔細研究過20年代中外修約談判的人都知道，這裡的中外之爭往往不是實際利益的得失之爭，而更多是一種文化層面的鬥爭，即中外交往應奉行怎樣一種「方式」之爭。中外談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來極細小的問題而擱置，就因為對談判雙方來說，這些細小問題都有著深遠得多的文化含義。
在這種情形下，胡適在列強和反帝的中國人各自面前都做「魔鬼的辯護士」，實在也有多層次的苦衷。不過，胡適談「問題與主義」和「國際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都還不全是談政治，多少有理論和文化的成分。他真正談而且差一點就干政治，還是在「好政府」的問題上。
四 好政府主義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的核心是政府要管事，實行「有計劃的政治」，而其基礎則在於社會上的「好人」都應出頭，或談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換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須是好人政府。其所針對的，第一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偏重於中文的字面意思，也包括但不一定是專指從西文譯過來的那個「無政府主義」）；第二是實際上的由「不好的人」組成的不做事的北洋「惡政府」。其基本的取向是改良，但在理論的層面，也允許改良不成之後的革命。
胡適想到這方面的問題應淵源較早。還在1919年或最遲不過1920年，那時政治態度還頗溫和的惲代英就寫信向胡適提出好人應當出頭的意思。惲代英說：「我相信善人應該做事，這是救中國，亦是救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