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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後來共產黨的兩位主要領導人關係如此，實在看不出他在這段時期與「馬克思主義者」能有多大的衝突。但是我們也不可因此就輕視這一爭論。唐德剛先生一向看不起胡適論政，以為「胡先生談起大的政治問題來，事實上又是以常識論政」。他特別以這次爭論為例說：「早年的胡適之和李大釗諸先生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其關鍵亦在此。他們辯者雙方事實上都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要不是那時是個『啟蒙時代』，這批大教授的誇誇其談，實在是貽笑方家的！」[18]唐先生雖然是半開玩笑，也有點故弄玄虛。實際上，討論政治學理固不應以常識為據，具體的論政則正可以常識言。唐先生專治的美國史裡面，早期就有個叫潘恩（thoas pae）的政論大家（準確說應是英國人），其論政的名著就題為《常識》。如果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更不必一定要有多少政治學的理論知識。半個多世紀後的兩任美國總統里根，他掌握的政治學理論就未必有胡適多。
所以，此次事件中雙方有意識的動機是一事，它實際造成的影響又是一事。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爭論確實提示了多層次多方面的問題。首先，透過這一次「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當時中國思想界最關注的問題就已擺在我們面前。過去的研究者多注意討論各方不同的意見，其實他們的共同之處也同樣重要。那時各方比較接近的至少有一點，即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也就是民生問題。當時最「保守」的安福系的報紙《公言報》即指出：過激主義這一危險思潮已風靡中國，為政者不能「與多數國民相背馳」，所以，「為政者與將帥宜究心社會主義」；只有「人究其書，乃可言取捨，乃可言因應也」。而安福繫有這樣的看法，又是由於國民黨孫中山的推動，是其為要聯合孫派力量而基本接受「孫文學說」的結果。[19]這與前述胡適的觀念是一致的，他也認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
與「問題與主義」論戰約略同時的，有杜威與羅素的先後訪華講學。杜、羅二氏都是自由主義者，但其來華，至少從中國思想界人士的角度看，是安排來增強他們各自的地位的。杜威主要是《新青年》和北大新派同人一邊請來的，而羅素則主要是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或進步黨一邊請來的。這一點杜、羅二氏是否知悉尚搞不清，但他們的言論卻不盡給安排者自身提供支援，有時恰給另一方提供了思想武器。有意思的是，杜、羅二氏提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與當時中國思想界非常接近，或多或少總是趨近於某種形式和流派的社會主義。當時的自由主義派也好，進步黨即「他們」也好，激進者如李大釗、陳獨秀也好，以及在論戰之外但與王揖唐談社會主義有關的國民黨也好，雖然出發點不一樣，用的標籤不一樣，具體的措施也不一樣，但仍有某種程度的共識，即中國必須借重西方的「主義」或學理或制度，但卻不能照搬，尤其是資本主義不行；他們均對資本主義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態度而傾向於某種社會主義的解決。
可知當時中國新舊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恰集中在這一點上，大家關懷和思考的問題是一致的。當然，各派所說的社會主義有相當大的甚至是實質性的區別，胡適提出這一問題，正是針對各家在社會主義名詞之下的「大聯合」混淆了各自的主義認同。他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大家都談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20]相差很遠的思想觀念也要用同一個名詞來標榜，很能提示「社會主義」這一招牌在那時的吸引力。反過來。既然已經到大家分不出彼此的程度，則在胡適看來實在還不如回過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