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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氏說這可不行——「柱國臥病久矣，恐有不諱，則嫡長安可出京耶？」夏侯惇不定哪天就掛了，這當口你把他嫡長子派出京去，這有違人情啊。「我朝名將多矣，何必子高？」夏侯充其實沒有什麼武名，讓他以勛戚之重拱衛京師正好，派他出去打仗，你就真能放心？
曹髦無可奈何，只得從命，最終決定派羽林將軍曹休都督平、鮮兵馬，詔下中書，即日透過。
這邊曹休才剛離京，崔琰就拿著何晏等人擬定的計劃書來見曹髦。曹髦展開來一瞧，計劃書的主要內容為：
一，將山林池澤重新收歸國有甚至皇家所有，原佔據者若為單家，則直接沒收，若為世族，則暫準繼續經營，但要將獲利的四成輸入官庫或者內帑。
二，課商賈以重稅，從而避免農人往操「末業」；各地工坊亦同此例，工人有技術的編為匠戶，世代都不準轉業，無技術的勒令限期還農。
三，結束鄭學尤其是「是學」的官方地位，允許百家爭鳴，舉凡鄭學別流、別家之學，甚至今文派，全都可以在太學授課，教育官宦子弟。沙汰太學生，學習成績不佳或者出身商賈、工匠者，一律清退。
四，此前規定身份制度，使御史巡行各州郡，多有寬縱，今當命秘書、門下吏出刺，從司隸開始，逐一清查逾制者，並督查對前兩條政策的執行情況。
崔琰新政的目的，主要是兩點：一是輕工商而重農事，恢復千餘年來農業為本的社會模式；二是扶持經學世家，把那些寒門地主和工商新貴從統治階層中清除出去，以保證政權的純潔性。至於派秘書、門下屬吏出刺，則為了督導新政的執行，同時插手御史臺的監察權，也給親信們一個歷練和立功的機會。
對於崔琰的政治傾向，曹髦多受其教，基本上是贊同的，但是不是應當那麼快就出臺新政，「撥亂反正」，他還拿不定主意，於是詢問楊修。楊修也認為該當謹慎從事才好，對此崔琰回答說：「是令公重工商，不過以此籠絡功臣勛戚耳，若久為之，則彼等勢重，陛下必權輕，且士大夫側目，將日以離心矣……」其實他所謂的「士大夫」，只是指經學世家，至於那些單家寒門出身的——我理你呢！
「今令公勢將不起，柱國亦病，護國在蜀，敢非議新政者，唯輔國耳……」至於曹德，本能地忽略了——「然輔國貪婪，人望亦輕，必無以撓也。但使中書議成，即可變政，無使延挨，使國家深受其害。是吾等為陛下鋪陳道路，他日親政，乃可坐觀天下大治矣！」
崔季珪巧舌如簧，最終還是說服了曹髦，於是詔下中書，並且曹髦按例再次前往聽政，去給崔琰他們撐腰。此時朝中七相，鄭渾、桓階竭力反對，鍾繇、鮑勛執中，陳群則站在崔、楊一邊，於是最後的結果，一、二兩條勉強透過。至於第三條，結束鄭學的官學地位，除崔、楊外，卻只有鮑勛投了棄權票，餘四相全都反對。第四條使秘書、門下出刺，桓階、陳群全都大加撻伐——「此御史之事，內廷無得逾權！」
崔琰分辯說：「此非秘書、門下欲取御史之權也，陛下欲聞民聲，故命使出巡耳。」皇帝想派幾個人下去體察民情，瞭解政策的執行情況，這一點兒都不過分吧。最終在曹髦的支援下，決定由皇帝親自委派包括中書、秘書、門下、御史四個部門的多名官吏出刺。
而既然委任權落到了皇帝手中，那也跟被崔琰、楊修等人所掌控沒啥兩樣啦。派出去的人包括秘書的申宗申仕謹、曲文曲墨封，門下的郝旭郝文君、孫琳孫宗昭、文履文子坦，中書的丁斐丁文侯、李休李子朗，以及御史田毅田仁卿等，總共一十三人，先分郡按查司隸和兗州。
詔書一下，曹洪當場就怒了——我此前為是勛所勸，放棄了很多田產，把資金全都投入工商業，如今皇家說要收回山林池澤，好吧此亦歷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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