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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三次研究院院士會議的地點，正如呂教授的回憶，都是研究院史語所的考古館樓上；不過，蔣介石出席的是院士會議而非胡適的院長就職典禮，呂教授的回憶，也非盡為正確（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第2659、2661頁）。至於蔣介石和胡適抬槓交鋒的重點，與“五四運動”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蔣介石當天的談話，官方的記錄並不完整（蔣介石：《對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詞》，載《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7卷），推測言之，他應該沒有事先準備講稿。胡適的響應，基本內容則可見諸《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還好，當時《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報紙記錄猶在，綜合歸納起來，猶可知其雙方交鋒的大概。
就蔣介石一方言，他認為“中央研究院”是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所以就應該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而且，在他看來：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
蔣介石又推崇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因為：
今日大陸上“*”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併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他還說：
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聯合報》，1958年4月11日；參考同日《中央日報》）
“中央研究院”是臺灣的最高學術建制，胡適身為院長，自然對研究院究竟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承擔什麼樣的任務，做出許多思考。然而，這樣的方向和任務，應該以學術自身的邏輯與需要為依據。蔣介石的講話卻要求以“復興民族文化”作為研究院的任務，還指定學術研究必須得配合“*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適當然非駁不可。
不過，胡適的回應，固然針鋒相對，卻又曲折委婉。蔣介石希望“恢復併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胡適則說：
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蔣介石）“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復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務（3）
蔣介石認為大陸“清算”胡適，是“摧毀”中國“倫常道德之一例”；胡適的認識，卻完全兩樣：
他們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陸上，在中國青年的思想上，腦袋裡，留下了許多“毒素”……
因為我這幾十年來對學生講：我考證《紅樓夢》、《水滸傳》是要借這種人人知道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種方法，等於孫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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