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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她到塞內加爾參與一個學術交換計劃，約定交換時間只有半年，但是莫莉一直待到了現在。她很有語言天分，學習了塞內加爾當地的沃洛夫語（wolof），又參與了和平工作團在塞內加爾的工作，還曾經用沃洛夫語主持過一個廣播節目。1982～1985年間，她住在當地一座村莊裡，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給予的小筆資金，致力於教育及賦權的工作。
莫莉&iddot;梅利欽和其他婦女在塞內加爾的一個&ldo;託斯坦&rdo;專案上，她們都放棄了外陰切除。
（圖片由&ldo;託斯坦&rdo;提供）
&ldo;那座村莊裡，沒有一個人上過學，&rdo;莫莉回憶道，&ldo;那裡沒有學校。村民都非常聰明，只是從來沒上過學，而且資訊非常匱乏。&rdo;這段生活經驗，加上擔任救援計劃獨立評估者的那段工作經歷，讓莫莉對於大型救援計劃產生了懷疑。她過著跟塞內加爾人一樣的生活，也跟他們一樣，看到對外援助工作者開著旅行車到處跑時，會不以為意。她觀察到一些救援計劃把經費都花在了那些外派來的工作人員身上，而不瞭解他們是不是做了什麼。沒有當地人的支援，再善意的團體也只能白費工夫‐‐他們前腳建好一家配給藥品的診所，後腳村民就會把診所病床分一分搬回家，而醫生則轉手把藥品拿到市場上賣了。&ldo;塞內加爾就像座墳墓，裡面埋著行不通的救援計劃，&rdo;她直言不諱地說。
莫莉評估過240個識字教學中心，發現大多效果不好。&ldo;一個有50名學生的識字班，上課時卻沒有人，&rdo;她說，&ldo;或是即便有人來，也都在打瞌睡。&rdo;同樣，她看到西方人大聲呼籲反抗外陰切除，試圖透過法律禁止該項習俗，卻沒有實際走訪鄉間，瞭解母親讓女兒接受切除的深層原因。
&ldo;法律是個便捷通道，改好了，大家就覺得不需要再做什麼了，&rdo;莫莉說，&ldo;但真正會帶來改變的是教育。&rdo;當在塞內加爾討論要立法禁止外陰切除時，一開始莫莉是反對的，她擔心這麼做會觸及族群政治，引發激烈反抗（這裡的大多數族群並不會切除外陰，因此少數切除外陰族群會覺得備受壓力）。現在，她對該項法律的態度則相當矛盾：雖然透過該條款的確引發了激烈反抗，但也警示了村民外陰切除對健康的嚴重影響。
莫莉在自己家裡親身體會到，在切除一事上女孩面臨的朋輩壓力是那麼強大，就演算法律禁止也沒有用。莫莉的丈夫是塞內加爾人，他們生了一個女兒柔依‐‐有一天，柔依提出了令人震驚的要求。
&ldo;我要去做切除，&rdo;柔依跟母親說，&ldo;我保證不哭。&rdo;柔依所有的朋友都接受了外陰切除，她不想做個異類。莫莉並不是個縱容孩子的母親，她告訴女兒切除過程所帶來的風險，這讓女兒改變了主意。這個偶發事件讓莫莉深信，終止切除外陰習俗的關鍵在於改變村民的態度。
1991年，她正式啟動&ldo;託斯坦&rdo;的運作，把重點放在貧窮村莊的教育上。通常&ldo;託斯坦&rdo;會派遣一名當地教員到村裡講課，課程很多，包括民主、人權、解決問題、衛生、健康和管理技巧等單元。村民必須積極參與，幫助提供上課場地、課桌椅、學生以及老師的食宿。這個課程為期三年，男女都能來，不過學員們要作好心理準備，因為他們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一週三堂課，每堂課兩或三小時。課程內容也包括訓練村莊的管理者，成立小區管理委員會以及建立小額信貸體系來鼓勵村民經營小生意。由當地婦女領導的這個組織非常小心，避免與村裡的男人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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