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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社會企業家&rdo;（cial entrepreneurs）這個運動正在爆炸性地成長，扎克是其中一分子，他們提出新方法來支援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一般的救援工作者在救援官僚體制中運作，而社會企業家成立新組織、公司或開展運動來創造自己的環境，用創意十足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社會企業家對於資本主義並不抱持傳統的懷疑態度，他們有不少人收取服務費用，利用商業模式來達到永續經營。

曾經擔任過管理顧問及政府官員的比爾&iddot;德雷頓（bill drayton）是推廣社會企業家精神的重要人物，他說：&ldo;社會企業家並不滿足於送魚給人吃或教他們怎麼釣魚，他們非得要把釣魚產業徹底改革一番不可。&rdo;德雷頓是社會企業風險投資組織&ldo;阿育王&rdo;（ashoka）的創辦者，該組織扶持和培訓全世界的社會企業家，這些被稱為&ldo;阿育王夥伴&rdo;（ashoka fellows）的社會企業家，目前超過2000人，其中許多投身到了女權運動中。德雷頓簡述了社會企業家興起的歷史：農業社會僅產生少量的盈餘，因此只有一小群精英可以遷居城鎮，創造文化及有自覺意識的歷史。這樣的模式持續了很久：少數人壟斷主動權，因為只有他們才擁有社交工具。這就是為何從羅馬帝國衰亡到1700年左右，西方的人均所得一直沒有起色。不過到了1700年，北歐開始發展出一個新結構：在更開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企業性∕競爭性商業模式……帶來的結果之一，是西方經濟從歷時1200年的停滯狀態中破繭而出並急速躥升，很快地超越了世界有史以來的紀錄。18世紀的平均個人所得增加了20，19世紀增加了2倍，20世紀增加了74倍。然而，大約在1980年之前，這樣的轉變始終繞過了社會這一半……到了1980年左右，冰層才開始破裂，整個社會競技場才產生結構性的驟變，進入現在這種新的企業式競爭性結構之中。然而，冰層一旦破碎，隨之而來的改變就如排山倒海，除了一些主政者膽小畏怯的國家之外，可以說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如此劇變。這第二撥大轉變的優勢在於：不必擔任先驅和獻身者，而是跟隨商業的步伐，因此這種企業型社會機構在解決社會議題的同時，能夠一直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從這方面來看，這就類似泰國這種成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根據&ldo;阿育王&rdo;的最佳估計，每10～12年，社會領域所釋放的生產力水平與商業領域生產力水平之間的差距就會縮小一半。

想想看，要是女權運動有一大群社會企業家撐腰，其效果能夠增加多少。在對抗貧窮及奴役等方面，聯合國及救援機構已開始努力不懈地尋找技術上的解決之道，包括改善疫苗及引進新的鑽井技術‐‐這些很重要。但是行動過程也有賴於政治及文化上的改進，同時，坦白說，還有賴於個人的號召力。通常，關鍵在於一位具有領導力的領袖，例如美國的馬丁&iddot;路德&iddot;金、印度的甘地以及英國的威廉&iddot;威伯福斯。投資在這些新興領袖身上，跟投資在行動過程上是同樣重要的。這就是德雷頓透過&ldo;阿育王&rdo;所推動的理念，這是大多數救援組織沒有領會到的。

&ldo;這的確是救援團體促進發展及政府施力的一大盲點。&rdo;《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插n the world）這本關於社會企業家的精彩好書的作者戴維&iddot;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表示。大型捐助者，不管是政府救援團體還是大型慈善組織，都想採用效益可測量的系統來介入，這麼做是有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