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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簽署總統令，組建車臣共和國內務部，並增加由車臣族人組成的部隊編制。普京與車臣境內外著名的車臣社會活動家舉行了幾次會議與會晤，透過了加速進行全民公決、透過車臣憲法及根據這個憲法確定選舉車臣總統等決議。普京在一次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中指出：“今天，在經歷了發生在莫斯科劇院人質劫持悲劇事件後，我特別宣佈：誰選擇了馬斯多托夫，誰就等於選擇了戰爭。這些人，不管他們是在俄羅斯境內還是境外，都將被我們看成是恐怖分子的幫兇。我們不反對透過政治方式解決有爭議的問題，但我同時想說明：對我們來說，恐怖分子及其幫兇是一回事，而政治過程是另一回事。”
所有西方國家首腦，甚至一些亞洲國家的領導都表示支援俄羅斯所做出的努力，表達了自己對劫持人質事件的憤慨和對事件中死亡人質的同情。但西方社會與媒體對此事件的反應要複雜得多。在關於莫斯科劇院劫持人質事件的最初報道里，西方報紙上寫的主要是俄羅斯、俄羅斯政府及普京總統的“驚慌失措”，記者們報道的似乎都是籠罩在行動指揮部及俄羅斯政府各個部門的混亂狀況。許多西方報紙都寫到了俄羅斯的軟弱和與武裝分子首領進行談判，甚至讓步的必要性。在對這件事的報道中，許多報紙幾乎沒有使用“恐怖分子”這個術語，文中使用的是“抵抗士兵”、“暴動者”、“武裝分子”，但不是“恐怖分子”。沒有人願意把車臣恐怖分子的行動與“基地組織”聯絡在一起。
一些英國的報紙把在杜布羅夫卡發生的事件與“俄羅斯對車臣的殘酷侵佔及大部分俄羅斯人有意迴避車臣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直接聯絡在一起。 美國的報紙則是盡其所能強調莫斯科的人質劫持事件與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德國的媒體對俄羅斯及其總統普京的態度要真誠得多。“在莫斯科發生的人質劫持事件與在紐約發生的‘九一一’悲劇是恐怖主義同一鏈條上的不同環節”，“極端主義分子寄希望於恐怖活動，並想利用這些活動為繼續在高加索的戰爭尋找有利的藉口”，“如果世界上還有人向車臣人的解放戰爭表示同情的話，那麼現在恐怖分子已將他們的這種情感徹底消除了”，“現在，國際社會將車臣武裝分子看作是臭名昭著的‘邪惡軸心’的一部分”——這些都是摘自2002年10月25～27日德國報紙上的文章。在西方媒體，還就使用催眠瓦斯與恐怖分子對抗的作法出現不少爭議，只有以色列對俄羅斯特種部隊的行動表示完全的、無條件的贊同。
當然，莫斯科10月23～26日發生的人質劫持事件在很多方面都是沒有先例的，並因此成為重要的先例。政治家、軍事觀察家、特工機構的專家們都將認真研究這次事件，救護人員、醫生、大規模活動的組織者、心理學家及其他領域的人們都將從這些事情中吸取教訓。此外，還需要做大量的偵查工作，尤其是在恐怖分子與莫斯科、莫斯科城外及俄羅斯境外的聯絡方面。
我們已確信，城市化與高科技文明的現代世界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裝備精良、準備充分的一小撮犯罪團伙就可能控制住整個國家或者大型現代都市，甚至單幹者也可能做到這一點。同樣是在2002年10月，使整個華盛頓膽戰心驚的“華盛頓狙擊手”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為了保障工業發達國家的安全，的確需要陸軍、海軍、空軍、空降部隊、坦克及導彈部隊。為此，在高官與專家之間曾發生眾所周知的爭議：對於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