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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國專家人數有了顯著增加。在經濟部和財政部，分別有專家小組幫助葉·蓋達爾的工作，在阿·丘拜斯領導的國有財產委員會，還存在一個規模更大的小組（超過100人）。儘管從形式上來講他們的身份不過是顧問和諮詢專家，但實際所起作用要大得多。仿效了蘇共中央委員會經濟部不署名的工作風格，一些外國專家小組成員參與制訂規則、指示，甚至還幫助起草俄羅斯聯邦總統令草案。能夠說明這一問題的事實是，從1991年12月到1993年3月，來自西方國家的主要顧問的辦公室都設在了老廣場的原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大樓裡。
安德斯·奧斯隆德，這位20世紀80年代曾在瑞典駐莫斯科使館工作並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關係複雜的人在自己後來出版的一本書裡寫道：“這讓我這個老蘇聯問題專家印象深刻。” 他不僅感覺自己尋找到了自尊，而且還在莫斯科成了一位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只是到了1993年4月，外國專家辦公室才從這裡搬到名氣稍小些的、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這些專家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小，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傑弗裡·薩克斯，他曾擔任過鮑里斯·葉利欽總統的經濟顧問。到1994～1995年，大部分外國專家才開始離開莫斯科。
對於自己20世紀90年代初在莫斯科的工作，這些西方專家後來有多種多樣的評價。傑弗裡·薩克斯對於自己的名字和俄羅斯的改革命運緊密相連表示遺憾，他本人對改革成果評價很低。他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施行的全部政策都遭到了失敗，甚至而言，在俄羅斯遭受的失敗要比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更顯而易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失敗相比，安德斯·奧斯隆德為自己曾經在莫斯科所從事的工作感到自豪。他確信，沒有他的幫助，俄羅斯根本無法成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改造的主要目標也不能成功實現。
從1995年夏開始，儘管還是十分認真地聽取每年來俄羅斯2～3次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的意見和建議，但俄羅斯政府事實上已經開始習慣在沒有常駐莫斯科的外國顧問們幫助下工作。恰恰是根據這些專家的建議，許多濱海地區的煤礦因為虧損被關閉，其後果是，幾千個礦工失業，他們的家庭失去了收入來源，濱海邊疆區發生了十分嚴重的能源危機。
根據丘拜斯的提議，俄羅斯在1996年初邀請了美國選舉事務專家小組前來莫斯科，尋求他們對葉利欽競選連任第二屆總統的幫助。1997年，阿納託利·丘拜斯就任政府第一副總理後，又再次邀請哈佛大學的專家小組來到莫斯科為他提供幫助和支援。這些人的工作幾乎完全是在保密狀態下進行的。但是，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危機令那些眼睛曾經一直盯住西方的大多數自由派改革家驚慌失措。政府智囊團的專家們以及媒體已經不再將波蘭和美國作為仿效的範例，而是開始向遙遠的拉丁美洲學習，首先是智利和阿根廷。
1998年9月，幾家俄羅斯報紙的觀察家前去智利，向已經退休的、在太平洋海岸豪華別墅裡平靜地過著日子的獨裁者奧古斯都·皮諾切特將軍取經。不過，他們對阿根廷的濃厚興趣則保持得更加長久。1998年秋天，在俄羅斯許多報刊雜誌上都可以看到標題為“阿根廷在幫助我們”的文章。應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個人的書面邀請，阿根廷的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多明戈·卡瓦略來到了莫斯科。
在信中，切爾諾梅爾金將卡瓦略稱為“現代經濟思想之父”。卡瓦略為切爾諾梅爾金及政府中的其他代理部長們提供了一個星期的諮詢，並在電視上發表了講話。不過，他也坦率地承認，他對俄羅斯的國情知之甚少，並明確表示他不準備提供任何具體建議。
在那時，許多自由主義者將多明戈·卡瓦略看作是能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