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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當初袁世凱選擇從軍，而不是投奔李鴻章幕府的決定無疑是明智的抉擇，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於計算的頭腦。其一，兩次鄉試落榜後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舉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於從軍後即不再動搖，主動放棄了壬午年的大考機會，隨軍東渡朝鮮。其二，自己無科舉功名，在李鴻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視，而且書牘文案非其所長，於此出頭幾乎沒有可能。故雖有薦書，亦予以放棄。此為自知之明。李鴻章位望雖高，但與袁素不相識;吳長慶局面雖小，但更重故人情誼，而且吳幕人才相對少，更易嶄露頭角。如投奔李鴻章，必依附已在李鴻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齡，為避嫌疑，乃叔必會時時管束，事事小心，難得有放手錶現的機會，並且循勞績和年資升遷，遠不如軍功快速。北洋衙門大，雖可慰虛榮而無裨益於實際;吳處機會多，自然投吳。正所謂&ldo;寧為雞首，不為牛後&rdo;，由此可見袁頭腦實際，工於算計的一面。以袁之辦事處世的能力而言，他無疑具有領袖人物的潛質，所缺乏的只是表現施展的機會而已。無論局面大小，只要給以機會，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鮮的變亂所帶來的機會，若無吳長慶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凱是不可能以才幹見知於李鴻章，終得大用的。古人云，良臣擇主而事，良鳥擇木而棲。所以，投靠什麼人，走哪條路，在人生事業的抉擇上是至關重要的。古人又雲，人生貴早立志。早立志，早成功。袁世凱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擇人得當，其成功實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說就發端於此次抉擇。
1885年11月13日(舊曆十月七日)，袁世凱以&ldo;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大臣&rdo;的名義再赴漢城，比起陳樹棠，雖然只多了&ldo;交涉二字&rdo;，但事權比陳大得多。舉凡朝鮮外交內政諸多事務，袁均有權過問，實際上等於北洋衙門的常駐代表。此後直至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誠如蔣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20。為什麼這樣說呢?由於李鴻章倡導洋務，是高層中僅有的具有外交經驗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對李幾乎可說是言聽計從。清人劉體仁在其筆記《異辭錄》中對此有如下記載：
文忠坐鎮津門，朝廷大事悉諮而後行，北洋章奏所請無不予也，淮軍將校果有能者無不用也，臣下彈章……，皆立予譴責，不能動也。21
李鴻章如此，袁世凱不過是一駐外使節，又何能左右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呢?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實際上負有全面的責任，行政、外交、軍事，樣樣要管，公務極為繁忙。對於朝鮮政策的制定和決策，全要依賴作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凱提供資訊，分析情勢，執行決策。而袁世凱有一大特點，即對人對事均有自己的主見，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線，訊息靈通，足智多謀，所提建議多出於實際，這正是李鴻章所需要的。從現存文獻來看，袁、李電函往來之頻繁，遠過於其他駐外使節，而袁之建議也多為李氏所採納。不同之處在於，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域性;袁年輕氣盛，更傾向於對朝鮮採取高壓政策。二者在對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頗有文武張馳、默契無間的特點。
當然，清廷對朝的所謂外交政策，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也是一種根本無視朝鮮之主權，粗暴干涉其內政外交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但在19世紀，清廷仍固守&ldo;天朝‐‐四夷&rdo;的傳統觀念，根本不知民族國家為何物。在清廷看來，加強對朝鮮的控制，維持傳統的宗藩體制以抵禦列強對滿洲的覬覦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所謂是非亦由出發點之不同而不同，由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於今仍不免如此。故筆者對李、袁之朝鮮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