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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各國有來與韓國訂立條約者，李相國就命令袁公贊助，指示韓國人(對條約中的問題和漏洞)多所補救。李相國說袁公不但懂軍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rdo;
中國古代的國際外交是一種&ldo;天朝&rdo;與&ldo;四夷&rdo;之間的冊封朝貢關係，簡稱封貢體制。著名外交史專家蔣廷黻先生對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面，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緣故。光緒七年(1881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ldo;臣聞天子守在四夷，這真是深謀遠慮的策略。自古以來的敵國外患，隱伏時甚難發現，而苗頭又蓄積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就已無法遏止了;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法遏制了。我朝幅員廣為開闢，龍沙雁海33全都列為藩封屬國。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難道不是所謂山河帶礪34，與國家休慼與共的意思嗎?&rdo;
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們守門戶的。35
但是這種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強到來之後已經被打破了，而清朝統治階層頭腦中的傳統理念(即&ldo;天朝‐‐四夷&rdo;的觀念)卻根深蒂固，未能隨時代和客觀形勢一同轉變，最終導致了外交和軍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誤。
當時主持中國外交的是李鴻章。鑑於日本1879年吞併了琉球，法國也正在逐步吞併越南，清政府一反從前對附屬國放任自流的消極政策，改行積極介入，加強控制的政策。對地處清朝&ldo;龍興之地‐‐滿洲&rdo;大門口的朝鮮，尤其如此。李鴻章在主政的洋務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個，早在明治維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國的勁敵。&ldo;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rdo;&ldo;他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36&rdo;。為此他極力主張發展海軍，並格外關注朝鮮問題。
壬午兵變之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大增強，請求中國幫助善後，清政府藉機對朝鮮實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亂的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朝鮮訓練新軍，在軍事上加強了介入。其次，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以此重申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並派遣陳樹棠為總辦朝鮮商務委員，常駐漢城。再次，推薦、代聘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鮮管理海關，朝鮮並分別任用馬、穆二人為交涉通商事務的會辦和協辦;此後，朝鮮的海關和外交事務實質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變中被清軍搶佔了先機，沒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但也透過&ldo;濟物浦條約&rdo;獲得了五十萬元賠款和在漢城駐軍的權利。日本把侵佔朝鮮看作實現其大陸政策的跳板，朝鮮是其必爭之地，所以極為反對和仇視清政府對朝鮮的控制。於是在朝鮮內政方面，日本採取支援和利用&ldo;開化派38&rdo;的策略，試圖推翻親華的後黨政權，扶植親日政權，為將來全面侵佔朝鮮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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