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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職軍官，袁世凱在天津設立了北洋講武堂，所有帶兵軍官均須到此學習進修，三個月一期，每期學員一百八十名，共培訓了七百四十名在職軍官。1906年6月，袁又奏辦了保定軍官學堂(即預計開辦的武備大學堂)，分為速成、深造兩科，速成科一年半畢業，深造科三年畢業，學員由各鎮軍官或武備學堂學生中考選，督辦為段祺瑞。這些學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當時的保定成為全國最大的陸軍訓練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親自到保定視察，袁世凱率領各校全體學生一千多人於道旁跪拜迎接。平時，袁世凱則派馮國璋、段祺瑞常川駐在保定，&ldo;督理北洋武備各學堂事宜&rdo;。
如果說袁世凱有擁兵坐大，成為勢傾朝野的權臣的野心的話，那也是在北洋時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當的權勢和財力，得以廣泛網羅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業。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還聘用了日本顧問，並將李鴻章原來的幕府人員全部接收為己所用。這時候有個叫楊士驤的人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楊士驤(1860‐1909)，字蓮府，安徽泗縣人，進士出身。是李鴻章晚年的親信幕僚。庚子和議期間隨同李氏辦事，頗為得力，由李保薦為直隸通永道，次年擢升為直隸按察使。楊士驤為人&ldo;敏活機警，善揣摩人意41。&rdo;袁世凱接替李鴻章出長直隸後，楊向袁獻策說：
曾文正(即曾國藩，文正是其諡號)首創湘軍，其後能發揚光大者有兩人，一為左湘陰(即左宗棠，湘陰為其籍貫，為尊稱)，一為李合肥(即李鴻章，合肥為其籍貫，為尊稱)。湘陰好說大話而不務實，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後，遷徙調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權，致使縱橫十八省的湘軍，幾乎成為祭祀上的擺設(告朔餼羊)，僅僅剩下了一個名詞了。合肥較能掌握淮軍，連年頻發事故，於是尚能維持因應於一時。如今公繼之而起，如果能夠盡竭全力，擴練新軍，以掌握新軍到底，則朝局的重心，隱隱(望北洋)如泰山北斗(&ldo;望岱&rdo;)了。他時(業績)應與曾、李爭一日之短長，南皮(即張之洞，南皮為其籍貫，是尊稱)算得了什麼呢!42
袁世凱自小就立有當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楊士驤這番話正好搔到了他的癢處，於是視楊為知己，對楊&ldo;深依賴之&rdo;。他常對人說：&ldo;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個半人，張幼樵(即張佩綸，幼樵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為其字)、楊蓮府算三個全人，張季直(即張謇，季直為其字)只能算是半個而已43。&rdo;此後，袁對楊器重之外，還極力保薦，在袁的提攜下，楊短短几年之中，升遷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東巡撫，直到1907年繼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從袁楊關係上，我們可以看出袁世凱用人的另一過人之處，即他並不在乎他人與自己關係的深淺遠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實學，與之聲氣相通，則獎掖提攜不餘遺力，把官職權位看得如同金錢一樣無足輕重，不過是用以籠絡人才的工具而已。這真正是做大事業人所應具備的素質，看一個上司是否有為，值不值得部下跟從，只要觀察他是否吝錢吝官，任人惟親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錢，好搞小圈子的領導者，絕無把事業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於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狹，用人自然就難於惟能是舉，五湖四海了。
袁世凱深解楊士驤話中的三昧，決心借練兵擴軍這個大題目保住並擴充軍權，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但練兵擴軍離不開錢，除去清廷下撥的專用經費外，袁還多方羅掘。透過大辦實業，增加稅賦，發行公債以充實地方財政外，據說袁世凱還得到了兩筆意外之財。一筆出自李鴻章。1903年，梁士詒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北洋編書局總辦，據他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