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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完全依賴於總參謀長和總參謀部。他不明白，在議會民主制度下，他也應對這些事情負責。同樣，他還在軍事準備和情報判斷的各個方面向總理和內閣負責。
戰爭造成的震動使達揚感到有什麼東西在揪他的心。阿拉伯人初期的猛攻和成功使他感到悲觀，影響了他對整個戰爭的判斷。他用大量時間呆在遠離指揮中樞的前線，常常在自己周圍製造悲觀氣氛和提出意見。要是當時採納了他的意見，那麼戰爭的程序就會改變。以色列人就不會有那些在停戰談判中被證明為很有價值的王牌。很難猜透達揚思想的邏輯性。他在5月發出指示，要求為1973年晚些時候發生戰爭作好準備，以後，他又根據10月份第一個星期和贖罪日上午獲得的所有情報，反對總參謀長的總動員要求，因而失去了數小時的寶貴的動員時間。達揚一再優柔寡斷。贖罪日上午他告訴梅厄夫人，說他&ldo;反對總動員，但不會辭職&rdo;；對於是否在10月10日星期三進攻敘利亞，他留給梅厄夫人去作決定；他宣稱他&ldo;不會發動運動&rdo;來反對以色列部隊渡過蘇伊士運河，儘管他不贊成這樣做。要是接受了他第一天提出的撤到西奈山隘一線的建議，爾後的以軍橫渡運河就不可能實施。他錯誤地判斷了政治的發展，在整個戰爭中他始終認為根本不會停火。
應該為達揚說幾句好話，他是有政治頭腦的將軍，關心國際形勢，尤其是蘇聯的形勢。但是在軍事上，他卻在一天之內由極度相信前線部隊的兵力比例足以對付阿拉伯的進攻，轉變為情緒極為沮喪，對同樣的兵力喪失了信心。他那種謹小慎微的性格，在急難之際是經受不住殘酷現實的挑戰的。對於前線部隊錯誤的兵力比例和戰前準備不充分，達揚也許在形式上不負責任；但事實上，他認為自己是最高參謀長，在許多場合他都象最高指揮官一樣行動和發號施令。當霍菲將軍為北部局勢發愁時，達揚便同參謀長一道乘飛機飛往前線視察，並決定派第7旅增援該地區；他對蘇伊士運河一線的關注和參與的活動也不算少。在許多情況下他對軍隊指揮官的任命和對軍隊的其他發展的決定都是正確的。但非常奇怪，與大家的想法相反，他對實現自己的意願卻猶豫不決。他性格上的這一巨大弱點，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時，都一再地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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