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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二月，苻丕攻克襄陽，俘獲晉將朱序，與為秦軍內應的李伯護，一同被送往長安。
此時在洛陽以東戰線，彭超率兗州兵進攻徐州，苻重之亂已經消弭，自關中、河洛、襄陽出發的數萬後續部隊即將先後會師淮北，毛當、毛盛所率騎兵一度進至與建康隔江相對的堂邑，飲馬江北。
形勢一片大好之下，苻堅不僅對入朝的襄陽名士習鑿齒，頗為輕慢的以“半人”相稱，還以降將李伯護不忠，殺之示眾，可他怎麼也想不到，大約半年後，彭超所部近十萬軍隊會在淮南被謝玄率北府軍大敗。
將習鑿齒禮遇至長安見面後，苻堅在給各地方鎮的文書中，以其跛足稱為半個才士。不管是玩笑也罷，絕其叛秦歸晉的後路也罷，在習鑿齒的角度來看，苻堅的行為已經稱得上是冒犯、不尊重。
這又涉及到南、北不同的習俗以及地域歧視，比如東晉建立之初，王導為子侄向吳郡陸氏請婚，以期透過聯姻南方士族，從而開啟缺口，卻被陸玩拒絕。之後陸玩拜訪王導，王導以酪飲招待，事後陸玩上吐下瀉，在給王導的回信中說：“僕雖吳人，幾為傖鬼。”
這差不多是對著和尚罵賊禿了，其中固然有陸玩的性格使然，但當時的背景，南姓北姓相互攻擊，北傖南貉之類的歧視性蔑稱十分尋常，而習俗上的差異更是加重了這種對立。
隨著南鄉、順陽、穰、鄧、新野、樊城、宛城、襄陽、西城等地相繼落入前秦之手，出武關的秦軍可以入丹水過武當、均口，再入漢水過酇、陰，直抵襄陽，更可自襄陽以西繞過晉軍在襄陽以南的峴山防線，經秦巴古道威脅巴東毛穆之父子所部晉軍腹背。
不久後，前秦兵勢順漢水而下，自襄陽向周邊擴張，威脅當陽、江陵。
下峴的桓戎經鳳林關撤往樂鄉，取道競陵石城前往江夏安陸，與同樣因失地被免官的楊亮會合。
原本救援襄陽卻始終在外圍逡巡不進的劉波，則是率部自宜城、當陽，退還江陵，但因為人心浮動，導致軍士、民眾逃散，只能龜縮不出，任由城外秩序失控。
位於巴東魚復的毛穆之若非憑藉險峭的地勢，被秦軍從東面的夷陵、西面的墊江首尾包夾，幾乎成為孤軍。
而桓衝依舊在上明聚眾自守，一副待時而動的樣子，實則割據一方，坐觀成敗。
早在襄陽失陷之前，朱序因為桓衝的援軍始終不至，這才屢屢親自帶兵出城反擊，以提振守軍士氣，困守近一年時間，他並非毫無怨言。李伯護的背叛，朱序初時尚覺憤慨，但稍過些時日，作為俘虜來到長安後，又未嘗不是一種解脫，至少對東晉算是個交代，也沒有累及老母、妻兒。朱序心中有親情牽掛，對前秦不合作，但也不反抗，而李伯護的死讓他兔死狐悲，生出逃亡之意。
前秦軍隊圍攻襄陽幾乎一整年，而當時的荊州本就接連爆發水、旱、時疫等災害，面對秦軍入境的軍事壓力，接掌荊州的桓衝主動放棄江陵，移鎮到上明。
而桓衝自從入鎮荊州，就以抵禦秦軍為名，除了向建康索要軍糧，還於各地大肆徵集丁壯、糧秣，東晉治下的大半個荊州都失去原有秩序，平民得不到有效賑恤，因飢餓逃離聚落流亡，為求活淪為盜匪，更將時疫傳播開來。
要知道自桓溫伐蜀，桓氏兄弟接連掌握荊州已三十載有餘，可以說是其勢力的大後方和根基所在，桓衝之所以如此作為，顯然是面對前秦的軍事壓力，並沒有必勝把握，哪怕將荊州徹底敗壞，也不惜代價，一切都以擴充自身實力為先。
李伯護被殺後，不僅習鑿齒稱疾還鄉，朱序也尋機出逃，想要趁著苻重叛亂平息後，河洛一帶各處關卡將佐調換造成的疏漏，取道洛、許，逃去仍在東晉控制下的淮陽。
結果潼關、函谷關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