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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難怪沒有回上海。”熱鬧的席間，倪女士一聲嘆息極輕，也極哀傷。
“我找過你們。”她低頭攪動碗中酒釀，並不看徐英華，“我去過你和趙寶鈴的家，結果房子老早都拆掉了。我也去過靜安公園，週末有一群人在那裡跳新疆舞，說都是從新疆回來的。虹口公園和復興公園也有。打著手鼓，戴著花帽，有的爺叔還弄了兩撇小鬍子，像煞有介事。我拿著我們三個的照片挨個問他們，都說沒見過。”
紅色的枸杞沉下去，又翻湧上來，勺子在碗邊碰出脆響，遮掩住老太太微顫的尾音。
“好笑死了，那麼多人，都沒見過我們。”
倪女士抬起頭，又笑了笑：“真的好笑死了。”
徐英華顯然瞭解老友。她抓住倪女士拿勺的手，像哄小孩子那樣拍了又拍。
“其實我回過上海的，81年回的。”她嘆了口氣，“說來奇怪，從前在新疆的時候，做夢都想回家。同別人講起來，都說我是上海人，我的家在上海。真的回到上海，才發現自己沒有家了。”
1981年，徐英華和張樹生結婚已經六年了。先後兩次流產，對她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打擊。兩人遠在家鄉的父母抱不上孫子也很著急，認定是新疆條件太苦，要他們想辦法回城。
當時已經有回城政策，但她和張樹生是連隊骨幹，屬於必須“穩定在新疆”的那一部分。是當年撮合他們結婚的老領導，出於同情和善意給她特批了病退。說上海環境好，醫療條件也好，回去了沒準很快就能有孩子。
剛回去的時候挺好，姆媽抱著她又哭又笑，切了兩手掌那麼寬的鹹肉給她燒菜飯。兩個弟弟都長大了，一個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一個在工廠當工人，兩個人湊錢給剛回來的姐姐買了新衣服和新鞋子。
“可是你也曉得我家那房子什麼樣。”
老弄堂老房子，窄窄的兩間屋，總共也就十來平方。大弟弟已經成家生子，小家庭獨佔一間，小弟弟跟著姆媽住一間。徐英華回去後，床擺在哪裡？只能跟姆媽小弟擠在狹小的裡間。三尺半的床睡她和姆媽兩個，小弟打地鋪，一條布簾掛在床頭勉強遮住隱私。
住了不到半個月，醫院開的中藥還沒吃完一個療程，兩個弟弟就旁敲側擊問她什麼時候看好病回新疆。知道她這趟回來不是探親，是要把關係從新疆轉回上海落戶，大弟兩口子當場就不同意。小弟弟沒吭聲，但顯然也不站她這一邊。
徐英華是真沒想到，當年捨不得她去新疆的弟弟，居然會反對她把戶口遷回來。
尤其是大弟弟。徐英華從小揹著他在弄堂裡玩，他也最維護這個內向的姐姐。徐英華和張樹生準備結婚時，大弟弟寫信來說自己有了物件，想要結婚但缺錢買“三轉一響”。
為了讓大弟辦一場像樣的婚禮，徐英華同張樹生商量，推遲了自己的婚禮，把積蓄都寄回了上海。張樹生為結婚託人買的一對“鑽石牌”手錶，也送給了大弟和弟媳。
現在他們卻擔心她落了戶口，以後就會爭房子。
那一刻，徐英華很想說，這又老又破的房子不稀罕。在新疆，我有房子。我自己用坎土曼挖出來的地窩子，和戰友一起蓋的土房子，還有現在連隊統一建的大平房。哪一樣，都不會讓我受委屈。
姆媽氣得眼淚直掉，可也只是掉眼淚。最後，是徐英華寫下不爭房產的保證書，才把戶口遷回上海。
但她在家裡實在住不下去，就去街道辦工廠找了份臨時工，晚上在工作間搭個鋼絲床。她不覺得累，也不覺得苦，相比在兵團墾荒的日子，這些簡直是毛毛雨。她只是覺得陌生，離開十幾年，上海已經不再是她熟悉的模樣。
站在車來車往，滿是霓虹閃爍的都市街頭，她只覺得光怪陸離，甚至害怕
